记者：有人说，每个小说家都应该创造自己的风格，你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创作风格的？

荆歌：写作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我不会预先设定自己的目标，要形成什么样的创作风格，是在长期的写作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很多作品现在回头来看，感觉是不一样的。

记者：读你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关系有时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这和你的现实生活有关吗？

荆歌：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但在小说中，对普通家庭的描写中，父母、夫妻、孩子之间的关系，多是压抑、畸形。这可能和人生观有关。我的人生观认为，人生而为人是最大的悲剧，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意义，但生活是很复杂的，大悲剧由许多小的欢乐组成，所以我的作品人物是悲观的，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我的性格其实不是那种阴郁的，我喜欢《追忆似水年华》，陶醉于普鲁斯特绵长、舒缓、略带忧郁，充满诗情的世界，但进入自己的写作世界时就会变得很阴暗，欢乐偶然像雾一样浮现，更多的是堕落、绝望，由畸形关系引发的冲突和紧张。

我非常喜欢旅美诗人严力的一句话，“给我一只负100W的灯泡，我就能足够多地照见人类的黑暗。”我一直也想写温暖快乐的东西，但写作中却更多地关注悲观的东西。

记者：当你开始创作时，是否已确定好了所有的重要情节？

荆歌：是不断变化的。在写作之初，我认为小说应该是“说”的状态，总在激情饱满的状态，这一时期对人物、情节考虑的少，进入写作状态后，许多东西自然生长出来。但近几年情况有了变化，最近写一个长篇，就进行构思，内心在一直不停地想。自己跟自己较劲，寻求变化。我现在对一些作家的自杀行为很能理解，他们总是变着法子，不断地要改变自己的写作形式和内容，这通常会令人产生绝望的情绪。

记者：《鸟巢》写的是一群大学生的感情生活，这其中，是否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

荆歌：有很多人能在作品中看到他的影子，如《鸟巢》，哪怕是写他人也透露出自己的影子，但并不等于说可以清晰地对应起来。《鸟巢》这部小说，写了我记忆中青春期的苦涩和迷茫。校园生活的记忆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但那一段生活，我的写作却一直没有去触及。直到几年前，我开始沉静下来，才决定写一部《鸟巢》。回望那段苦涩的青春，我感受到了一种荒诞的诗意。

记者：你有没有试图撰写一部与自己写过的哪些作品完全不同的小说?

荆歌：一直在想，内心也摇摆。警惕重复自己，但是，经验之外的东西，又能不能够驾驮？不管怎样，我不喜欢一些批评家的指手画脚，他们很多人是小说写作的外行，却企图指挥作家应该怎样写，这很可笑。好像作家都是他们雇来的农民工，他们是包工头，工程质量掌握在他们手上，作家不好好写，他们就要拖欠工资，或者干脆不发。他们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

记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否会阅读其他作家的书？

荆歌：我平时很喜欢阅读，但进入创作状态时，就只看休闲类的书，或者翻阅地图，避免其他“声音”的干扰，就像一个人在弹钢琴是不希望听到其他声音的。对许多中国作家号称不阅读他人的作品，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如果一个人丧失阅读的兴趣，他的写作也是很可疑的，阅读和写作，许多时候价值和意义其实是一样的。

记者：西方诸多作家中，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荆歌：最初开始写小说，就是受了西方作品的影响，一个机缘下，读了俄罗斯小说家莆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很受触动。后来特别迷恋卡夫卡的小说，我的中篇《时代医生》就是模仿了他的《十一个儿子》，此外，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十分喜欢。

这张照片就是那次徐连之行摄于赣榆。佳佳帮我处理过之后，色彩更鲜艳了。

记者：你在创作中，如何保持自己写作的激情和活力？

荆歌：坚持文学理想，坚守很重要。心中要保持对文学，对人、对思考的热情，在维持世俗生活的基础上，躲避人事的烦扰。当然，同时我觉得，一个人的创造力总是有限度的，必须承认谁都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

记者：面对生存的压力，以及商业的洪流，你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品质？

荆歌：我觉得我的生活与我的写作，是没有什么冲突的。生活模仿艺术，我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基本过着一种理想的自由生活。生存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依靠写作，虽然不能挣很多钱，但是小康的生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面对商业社会的冲击，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艺术价值不是市场所需要的，那么就不要去奢望有市场。我最初为什么选择了写作，我经常要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

既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灵，提升自己的精神，那就应该坚持文学理想。如果丢开艺术，写一些其实已经与文学无关的东西，去迎合市场，那不等于是改行干别的工作了么？而我热爱写作，我从小就认为作家是与众不同的，现在还这么认为。这个职业让我感受到的生命的丰富性，是与通常的职业不一样的。我想我首先应该尊重的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认真地写，把作品写得让自己觉得是没有辜负了自己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那样才会得到读者的尊重和喜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