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与我写于上世纪末的一篇文章会在今夜重逢。也许是因为,前些天,我去了一趟吴江人民医院。那是我的伤心地。我摘出了这篇旧文中与母亲有关的这个段落,郑重纪念一下自己曾经的无助与心痛。
这个初冬,这个本世纪也是这个千年最后的冬天,我眼睁睁看着我的母亲去世了。她的死,让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死者来说,所有的别人,都是懦弱而低能的,甚至是冷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简直是一帮袖手旁观者。整整五个月病榻上的水深火热,完全由母亲一个人独享。我的眼泪和奔忙,我的心碎的体验,对她来说,只是一些飞舞的尘埃而已。站到她的角度上去看看,周围的人,包括我这个儿子,只是木木地用双眼看着她,愁苦无奈的表情,虽然比各种无力的安慰要来得真实得多,但是,仅仅是一种注视罢了。母亲躺在一个中心,四周的目光围着她。她像一幅画。她起先还比较明亮,接着渐渐暗淡下去,最后终于熄灭了。五个月来,我这样看着我的母亲,看疼痛如泡沫一般从她的身体里浮出来,浮上水面——那水面下痛苦的潜流,那强劲无比的震荡,则是我无法用目光来真切地触及的。她说:“唉,只有杜冷丁,算是一把送我上天堂的钥匙了!”她的话令我心碎。但是,她越来越连话也说不动了。她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她闭起眼睛,听任我们用我们僵直的目光为她送行。她是个风度翩翩的老人。她其实一点都不老,刚进医院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她只是我的一个大姐。她还这么年轻,就收敛起她的生命,像一件没有浮力,不能飞翔的重物,向地面,或者是地面以下的深渊中跌落下去。这段日子,我亲眼看着我的母亲,看着她的身体一日日缩小,看着她被无边的疼痛一口口啃噬,看她像一尾离了水的鱼那样吃力地呼吸,看着她像一滩水,在干硬的水泥地上蒸发得没有了一丝痕迹!如果这也能算是一场戏剧,并且必须要我仔细地从头到尾观看的话,那么我想我会在那可恶的导演的心口捅上一刀,或者将他活活地扼死。但是,谁是这至惨悲剧的导演呢?十多年前父亲的死,就让我怀疑一个人生存的意义了。他高于一切的疼痛,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全部了。难道不是这样么?与这份厚重无边的疼痛相比,他曾经有过的短暂的青春欢畅、爱,以及事业的成就,都变得轻飘飘的了。如果能够把他曾经拥有的一切,放到天平上,与这漫无尽头的疼痛比重的话,前者几乎就显得没有任何重量。也是杜冷丁,由我亲自一针针地替他注射。最终他身上的脂肪和肌肉,已经像一件仅存的衣服一样被脱去,我不得不把他的皮肤扯起来,然后将针刺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针头扎到他的骨头。时至今日,这场景又在我的生活中再现了。这回轮到了我亲爱的母亲,她像一枚枣儿,在疼痛的吹拂下,很快就风干了。我不知道她的内心有多痛苦,一定远甚于她肉体的疼痛。她什么都不说,我因此无从知晓。我只是一天天盯着她的脸和她的身体看,看她缩小,风干。忽然有一天她变得纸一样薄,被子蒙在她的身上,让许多人都误以为她是不见了。她不见了?这让我惊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可怜的母亲,她这回住院之初,就企图了断自己了。她枕下的两瓶安眠药,因为保姆的及时发现,而被拿走。后来据护士说,她又尝试用输液管勒颈自杀——而这时候,她已经虚弱得无力打一个象样的结了。她到哪里去了呢?我走到病房的窗子口,没有在楼下发现我的母亲,惨白的地面上连血迹都没有。我一阵恍惚,忽然相信她是从这窗口飞走了,她一点都没有犹豫,就振翅飞走了。我看着长空,泪水唰地下来了:母亲啊,你就这么飞走了,怎么不跟你的儿子说一声呢?我哽咽着叫了一声妈妈,却听到身后响起了一声虚弱不堪的回答。母亲的脸从白色的被子里露出来了。这是真的,我已经不认识她了!这个头发花白稀疏如茅草,脸像骷髅一般的人,难道说竟是我的母亲么?我的母亲富态慈祥,她年轻时美丽出众,老年则风度翩翩。而这个棉被下薄纸一样的病入膏肓者,怎么会是我的母亲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从病房到整座城市,都变得不再真实。一切都仿佛在镜中存在着。或者就是与我隔着一块厚重的玻璃,它们与我之间,已经气息不通,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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