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说过“......在工薪高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比工薪低的地方更积极、更努力、更勤快的工人”“慷慨地奖赏劳动，是国富增长的必要效应和自然现象。而勉强地维持那些贫困的劳动力的生存，则是百业停滞的自然现象......”

　　高薪使雇员稳定，减少了人员频繁的替换所导致的损失。在高工薪层中，过劳的比例特别高，乃至需要强制控制这些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

　　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确立了一整套高工资、高福利、高增长的模式。“美国的经济，苏联的福利”成为当时的口号。终身雇佣、全民医疗保险等等制度也全面展开。但事实证明，这套政策带来的不是懒惰的国民，而是“敢死队”式的劳动阶层。日本人在这套舒舒服服的高薪高福利中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生活享受甚少，居住房间非常狭小，甚至没有时间生孩子，乃至造成了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这实在如亚当.斯密所预言得那样：人在高工薪的奖励下，会努力到伤害自己的程度。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许可以说“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除了接受这一低薪外，别无选择。这就是市场！”但是，工人不可能在GDP以两位数的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对自己5%的收入增长感到满意。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掠夺了，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他们为会雇主的小小倒霉而幸灾乐祸。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捣乱，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到了这步田地还能失去什么。甚至整个社会的治安都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

　　低薪的功能，是让老板像上了毒瘾一样依赖最低级的劳动力，进而错过任何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