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这些后，还要由口袋中窸窸窣窣地掏出一叠厚厚的纸条条让记者们看。她要告诉记者们：“这些借条都是我家黑子为了完成镇上下达的‘春征税’向村民们借钱时打的。一万多元钱啦。”记者们接过她手中的借条边看边问：“‘春征税’？什么思意？村支书向农民借的钱什么时候还，由谁还？”记者们这样一问她，一家伙就将她问住了。其实这些也是她心中的疑问。她也弄不明白每年（由1998年开始）的春耕刚开始，农民还没收获哩，镇上为何就下达了征收“春征税”的任务。别个村的村支书将这些“春征税”款全摊派到各家各户，落得一身轻松。唯独余家屯村的余老黑，不摊派给各家各户，他说农民还没收获，那有钱交任务。他就以个人的名义打借条向经济宽裕的家庭借钱。她也问过余老黑，借的这些钱将来由谁还。余老黑对她的提问总是支支唔唔语焉不详地蒙混过去。结果每到逢年过节，登门来要帐的人就络驿不绝地往他们家跑。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余老黑一急就硬逼着她，要她把在外打工的儿子寄回的血汗钱，拿出来还帐……

……

可是吃饭间，没有谁听到余老黑的媳妇说一句说，也没有谁见她拿出什么借条。大家所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人，愣怔、甚至有些艾愁地默坐在女记者的身旁，将本是艳丽妩媚得了得的女记者更是衬托得光彩照人、艳美无比。

显而易见，余老黑的媳妇是在自己的心中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与人对话的“场”。在这个“场”中，她既是倾诉者，也是聆听者。她将她被余老黑及其别人剥夺了的说话的权力，在这个“场”中捡了回来。她在这个“场”中游刃有余、淋漓尽致地倾诉着……她在这个“场”中得到了倾诉的释放和聆听的满足。由于她太专注于自己构筑的“场”中的对话，因此她本是很木讷的样儿又多了些痴呆相。

她的木讷和痴呆相使余老黑觉得很没面子。有几次他想哄她下去，可是又碍于女记者的面子，几次又将到嘴边的话儿噬了回去。

这个看似木讷的妇人为她的男人和她的客人们做的这顿饭菜虽然不很丰盛，甚至过于素淡，但大家在吃的过程中还是很热闹、很愉快。饭毕，记者们和吕副镇长一个个打着饱嗝和酒嗝就是最好的证明。

用过饭后，大家又在余老黑家小坐了一会。七扯八拉地说了会儿闲话，时间就快到下午4点钟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该走了吧。”大家就都起身与余老黑一一告辞。女记者临上吉普车前同余老黑握手的时候嗲嗲地说：“谢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太太做的饭啦……真是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嗫。”女记者末了又道：“这次的专访，播放之前，我一定会提前通知你的。”说完，女记者就上了车。

女记者刚一上车，吉普车就绝尘而去。扬起的浓浓尘埃将还没有由亢奋中醒过神来的余老黑罩得影影绰绰……站在尘土飞扬中的余老黑，觉得这一天咋过得这样快呢。他还没来得及认真感受被记者采访的欣喜，这一天“哧溜”一下就溜走了……

（市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余老黑后，还顺便采访了一些村民。记者问村民：“你们拥护现在的村支书么？”“拥护！当然拥护！”村民们答。记者问：“为啥拥护？”“他不给我们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呀。”村民们答。记者问：“你们每年人平交多少税钱？”村民答：“100多元钱。”记者问：“其它的村呢？”村民答：“周边村的村民每年人平200——300多元钱。”记者说：“余支书除了不向你们乱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外，他还有那些地方值得你们拥护的？”“他不乱搞男女关系。”“他不近女色。”“他不大吃大喝。”“他不搞腐败。”“上级领导来了，他都派到村干部家里去吃饭。”村民七嘴八舌地答。不知是谁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他还是有私心的。他要是没私心，他小儿子的户口能转到城里去吗？听说还要安排正式工作哩。全余家屯村就他儿子的户口农转非了……”“那也比其他几任村支书强。”另一村民极力辩护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