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儿和她的父亲

1999年宣告破产的里约市红星化肥厂，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确是很辉煌耀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过的。

应该说，上个世纪的1979年的秋天，是可儿人生之路雏形开始的年份。同时也是我所要讲的故事的雏形。这个雏形的开始，无论如何应该算是比较美好的。那时，三年的学徒期还没满的可儿虽然嫁给了一个不被父母认可接纳、甚至使他们痛恨的男人，但她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点也没受其影响。婚后的可儿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们一样，拿着不高的工资（30——40多元钱），过着不很富裕但很安康稳定、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日子。觉得每天的阳光总是那么明媚灿烂温暖人心。正如一首老歌里面唱的“太阳出来暖人心啊/毛主席的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照在咱心里亮……”即便是霉雨季节下雨的日子，人们觉得天也是蓝蓝的，太阳也是红红的，心中始终是亮堂堂、暖融融的。

那个时候的人们，觉得艳阳高照着每一天的日子，尽管也常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儿发生。比喻，这运动来那运动去的；比喻加工资时总是加不到自己的头上；比喻，一家几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内居住，而每次分房时总是难以分到自己的头上；再比喻，考勤员将自己的出勤率总是记少了或记错了。这个时候虽然不时兴扣工资，更无奖金扣可言。可是每到月底的时候，考勤员将迟到、早退、旷工人员的名单张贴在阅报栏一角。往往上了这种名单的人，是很丢脸面的；再再比喻，自己在工作中很努力勤奋，业绩也有一些，人缘也不错，可是到年底评比的时候，“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等之类的荣誉，总是与自己无缘；再再再比喻，谁家的丈夫被那个风骚娘们缠上，闹出一些沸沸扬扬的绯闻后，被织组严肃处理。是党员的开除党籍留党查看一年，是工人的开除留用一年以观后效。等等诸如此类烦人、恼人的事儿时有发生。但是这一切，在那个年代，似乎丝毫不影响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人们照样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们照样地热火朝天地“抓革命促生产”；人们照样自觉自愿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们照样地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地“深挖洞广集粮”。这个时候，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有企业会有走向衰落、走向资不抵债、走向破产的边缘！更没有谁忧患过下岗或失业的事儿有一天会降落到自己的头上，会降落到工人阶级的头上。这个时候的可儿及红星化肥厂的工人们真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骄傲自豪地做着企业的主人，做着国家的主人。

在红星化肥厂非常红火的年代，也正是工人阶级最吃香的年代。在工人阶级最吃香的年代，不老少的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都削尖了脑袋将自己的子女往各种不同的厂矿企业安置。可儿之所以没等高中毕业就进了化肥厂，就是得益于她的父亲当时是地区劳动局人事科科长。可儿被招进化肥厂的那一年，化肥厂招进的20多名新工人中，就有16人是地委、县委及在其它各要害部门任着要职的干部的子弟。极少数的几个名额，才如残羹剩饭一样作为内部招指标留给了本厂。由此可见，权力，历来就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孔不入的市场。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人上天堂，也可以使人入地狱。

可儿被招进化肥厂的这一年，芳龄只有17岁——一个如花样绚丽多姿，充满梦幻的年龄。这个时候可儿的生活轨迹如她的芳龄，如她的容貌一样朝气蓬勃、明媚鲜靓，一路撤满鲜花和灿烂的阳光。这个时间段，也可能就是可儿，作为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辉煌、最精彩耀人、最值得回味的时间段。可惜可叹的是，这种一路撤满鲜花、阳光，充满呵护的岁月，在可儿的生命历程中，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烟消云散得了无痕迹。

可儿在若干年后的有一天，同我交谈时，表情极其复杂、苦涩地说：那真是一段叫“流金年华”的岁月，短暂而辉煌得令人炫目。可儿说，似乎是在眨眼之间的功夫，她就由当初衣食无忧的千金小姐，沦落为现如今成天为柴米油盐犯愁、对任何事情都要斤斤计较的平庸女人。按可儿的逻辑说，造成她命运多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她父亲权力的丧失。她说，如果她父亲的权力不丧失，她想调换一个单位是太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可是人们背地里却说：可儿父亲的权力，并不是像可儿所说的那么显赫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改写可儿的命运。当然了，这是后话哟，在此我们暂且不追究。我们还是接着17岁的可儿进工厂的故事讲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