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苦恼的夜莺

     自古中国妇女就被禁锢在“相夫教子，三从四德”这一枷锁中，没有自由，没有权力与地位。随着“五四”运动的崛起，反帝反封建势力的日益高涨，中国妇女受禁锢的心开始萌动，她们要独立，要自由，要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力，这时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妇女作家为其呼号与呐喊，庐隐便是其中之一。

她是当时曾与冰心齐名，而今却鲜为人知的女作家；她是第一个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女会员，被茅盾称为“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1）。庐隐以其鲜明的个性，众多的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篇章。“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2），“五四”人的彷徨与苦闷。庐隐强调的是人生的不幸与悲剧，笔端常带哀怨与愁苦，她展示的是凄冷的月夜，无望的人生，听到的是“哀凉之音”（《寄天涯一孤鸿》）。为此，草野称其为“感伤派女作家”。究其原因何在？

庐隐生于“戊戌变法”失败，中国深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时代。这一国人普遍带有悲观心理，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时代，这个充满屈辱、内忧外患的国家在其幼小的心灵上不免投掷了一抹阴影，加上自幼父母双亡，性情抑郁，顿觉世间“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3）。从此，悲观厌世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她的幼小心灵中。这种孩提的不幸，而后青年丧夫的创伤，都使之转向小说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这一切无不影响到她今后的创作，而同时又使之具备了对不悲惨、痛苦的主观感受。因此，对于叔本华“人生即是痛苦”，老庄人生怀疑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试图以小说的形式来演化她的悲剧哲学。

读过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有很浓厚的自叙性的性质”^（4）。如果我们看完《海边故人》、《灵还潮汐》、《曼丽》、《归雁》、《云鸥情书集》、《玫瑰的刺》、《东京小品》等作品，她的一生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就是庐隐，文若其人，感情真挚，感受细腻，表现大胆，把自己坦诚的心给读者看，使其作品产生于强烈的感染力。“从《或人的悲哀》起，她所写的长篇小说，只告诉我们一句话：‘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5）。她着重去描写的是人物的忧郁心境，或难堪的处境，而这些女主角的心声构成了庐隐作品的哀伤、幽怨的情调，也是她自身的心声，使她成为了“悲哀的叹美者”^（6）。

她的这些富有忧郁、伤感色彩的小说，不仅与其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她美学思想的再现。在《创作的我见》中，她就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归根结底不外悲剧和喜剧二种而已。喜剧的描写易使人笑乐，但印象不深……感人不切，难引起人的同情”，而“悲剧则沉重哀戚，……能引起人们的反省。况今日的世界……自杀的青年一天增加一天……所以创作家对于这种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言描写出来……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庐隐善用青色与灰色来写景状物，这带有朦胧感伤色彩的景物，“使人得到闲适慰籍之感”（《月色与诗人》），给人以人生无凭、前途难料的悲凉心境。就她所不遗余力描写的景物来看，多为水与冷月：“海天辽阔，四顾茫茫”（《或人的悲哀》）、“时正微雨，阴云四合，一片苍茫”（《扶桑印影》）。这些以水为主体写景，使人感到人生似海，抓摸不住；人生似云，虚无缥缈。这一切都湿漉漉地压在人们的心头，我们在她的世界来“永远照不见太阳光”（《幽弦》）；相反，我们却常看到“暗淡的月色”（《前尘》），寒月照伊人，更勾起一丝惆怅，就连她描写的花也决不艳丽，倒尽是些“雨后梨花”、“寒梅”、“白海棠”、“淡黄色的茶花与月季”，这些冷色调，使人产生一种压抑中的美，加上她喜借用“箫声”与“笛声”抒怀，更使其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凉的面纱，这也正是她所追求的“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因为悲哀的纤维，使特别的精细”（《寄燕北故人》）。

总之，在她的小说中，我们满眼看到的、全身心赶到的即是“不幸”或“烦闷”（《云萝姑娘》）。在这种处境下挣扎的女主人公们，纫菁、云萝等，无不引起人们的同情，产生了极强的悲剧效果。对于悲剧美的自觉追求跃然纸上。

庐隐的作品虽多悲凉之音，但她毕竟不是逍遥避世的庄周，悲观虚无的叔本华，她仍是新一代的青年，觉醒的新女性，积极投身于“五四”大革命中，把“人生究竟”的思考化作了对人生意义与人之价值的积极求索。尽管仍带有忧伤的情调，甚至被悲观、颓唐的色彩所笼罩，但其实质却发人深省，充满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热烈追求，发出了“灵魂可以卖吗？（《灵魂可以卖吗？》）、“黑暗中的呼吁，谁能相信光明是渐渐来到呢？”（《一个病人》）、“惨云愁雾遮没伊的光明——啊！是伊的罪吗？（《一个月夜里的印象》）等大胆的反问，这无疑冲淡了她早期“问题小说”的悲观气氛，对人生认真而又悲观的探索，对社会热情而又怨恨的关注奇特地交织于她的笔下。“苍天总没有话……我向那里唤起中国的魂呀！”（《扶桑印影》），“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我却看见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慓的哀鸣了！”（《灵魂的伤痕》），是痛心，也是控诉，是叹息，更是呐喊。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的庐隐，在其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及《两个小学生》等作品里，提出的却是社会问题，这明显带有警示、醒世、拯世之意，这是庐隐的可贵之处。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人生不幸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今日社会，已如金疮脓溃，怎望痊愈？”（《哀音》）。“稍有心肝的人，都终难缄默！”（《一个女教员》），一个具有强烈革命意识与责任感的新女性呈现在我们眼前，正如茅盾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7）。幽暗的气氛每每蕴含着觉醒的女作家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及伤时忧国的一片丹心。她是一位才思敏捷、见解新颖、有着强烈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激情的女作家，锋芒外露，多愁善感，但她的哀感中渗透着关注社会与忧国忧民的热情，虽说她争取解放的脚步还不太自信，但她仍禁不住要呐喊，如啼血杜鹃般唱出她的心曲。

她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拓展了“妇女文学”的新题材范围，运用日记体、书信体及第一人称自叙，描写“五四”知识女性生活的各个侧面及心理，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表达了知识女性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境界的心声。她笔下的女性聪慧热情、正直敏感，不甘碌碌过活，不满现实，但同时又抑郁寡欢、顾虑重重、充满矛盾；她们看到世界的种种罪恶，感到“生的苦闷”。但她们不甘心沉沦，她们抗争、奋斗，追求理想的爱情与人生，然而，无情的现实给了她们迎头一击；理想幻灭，转而投身革命，报国也无门，光明何在？她们在继续探索。庐隐就是这样渲染了一群苦闷、彷徨的“时代儿”，塑造了一系列“伤感时代”的伤感人物。她笔下的女性令人同情，发人深思。为何这些可爱的女孩们都这般命运不济，原因何在？她们的出路又在哪儿？作为一名新女性，庐隐发表了《妇女的平民教育》、《妇女生活的改善》等文章，阐述她的观点，探索妇女解放之路，并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喊出了女性“不仅仅做女人，还要做人”的口号，其妇女解放的思想更清晰了。庐隐不愧为妇女解放的先驱。

虽然社会与自身的苦恼、不幸一直伴随着她，庐隐依然努力挣扎，在痛苦中求生存，并积极投身革命，探索妇女与社会的出路。她认为“文学又为时代精神……夫文学家乃人类之先驱者”（《文学与革命》），文学家“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有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岐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的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著作家应有的修养》）。在茫茫的黑夜中，在无边的苦海中，她与风浪搏击，无论多么险恶，仍不忘歌唱与呐喊，因此，我说她是时代的夜莺。                                                       （3217字）

                                            1993，8，24

参考书目：

1.    《庐隐》肖凤，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北京，1984

2.    《庐隐集外集》钱虹，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

3.    《庐隐散文集》钱虹，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0

4.    《茅盾全集》20，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0

注释：

（1）（2）（4）（5）（7）茅盾：“论庐隐”——《茅盾全集》20

（3）（6）庐隐：《庐隐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