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产生于大学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高考刚刚恢复几年。读高中的我，面对着梦想的轮盘，不知该向哪一个方向投下我的命运之标。

我从小喜欢航空，对核物理也很有兴趣，不过因为视力问题，最终无法报考心仪的工程专业。在迷茫之中，我的一位长辈指点了我。我的这位已经故去的长辈，是我母亲的舅舅，我叫他舅姥爷，他当时是北京铁路局的老干部。可以说，他属于那一代干部里的文化人。他告诉我，经济学很有意思，其不同于文科类的文史哲，这个学科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还告诉我，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在国内大学里最好，世界经济专业最有发展前途。

 1982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那时的南开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在国内高校中名列前茅，学校的学术氛围也非常浓厚，这既得益于南开的传统，也反映着改革年代的时代特点。

当时的经济系只有两个专业，每个年级也只有两个班，系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魏勋教授。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是幸运的，不仅社会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氛围，同时也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教我们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老师基本是老一辈的教授，他们毕业于欧美著名高校，并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所以，我们所受到的经济学训练，比较现代，也比较扎实，特别是专业课方面，如财政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欧共体经济、美国经济等，都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教授的。

在大学的后半段，世界经济专业又被扩大为国际经济系，系主任由当时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薛敬孝先生担任。薛老师指导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来我又有幸成为薛老师的博士生。

可以说，南开良好的学风和师资培育了我，并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在研究生毕业时，我选择了报社，没有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但出于对经济学的兴趣和工作特点，我坚持着对经济学的关注和学习，并与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保持着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涯。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经济学思维最为活跃的年代。虽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人而言，那时的学术深度可能不够深入，学术视野也有一定局限性，但那种为学术献身，为真理叫劲的生活，的确让人心驰神往、难以忘怀，我们这些立志于经济理论工作的研究生们也会时不时的热血沸腾。

昔日在宿舍里为经济学而争论的同学们，现在或为一流的学者、或为重要的财经官员、或为成功的企业家。无论做何种工作，能将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都是成功者的自觉选择。

我因为工作性质，没能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没有取得令人艳羡的学术成就。但在从事文字工作时，也努力学习着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焦点问题。

几年前，我在同事王亚杰和张立栋的鼓励下，开始在中华工商时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几年下来，不仅堆积了大量的文字，也磨砺了我的经济学思维。在老友郭爱东先生的鼓励下，我把几年来所写的文字汇聚成册，算是学习经济学的一个成果。对于老友和同事的支持，自然也是感激涕零。

这本书的书名虽然与经济学沾边，其实尚没有达到应有的经济学的学术标准，与其称之为经济学，不如看作是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经济问题。当然，书名的确定最终要服从市场，这也是经济规律使然。

经济学博大精深，对经济学的学习还在进行之中，惶惶中，只记得用学到的理论去衡量人和事，懂得卖弄书本的同时要做对人，言及学问，不敢妄称专家学者。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