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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当天下午要录制五场访谈，依次是昆曲新秀谷好好、张军，我，我后面是安庆黄梅戏一团的赵媛媛，压台的是黄宗江老前辈。刚进录制现场，我就感受到了那种久违了的专业氛围。

大家都知道，央视内部普遍实行市场化管理，栏目基本上是独立核算，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按时收费的演播厅，所以工作节奏奇快，不可能有时间重录一遍。面对他的博士助手们，燕升捧着盒饭边吃边总结刚刚录制过的节目，我心里纳闷他的状态怎么总是如此之好？要知道，昨天也是连录五场呀！

回到化妆间，我陷入了沉思。我一方面很钦佩他们的专业、严谨和高效。“戏苑百家”的收视率节节攀升、知名度日益扩大，无不与以燕升为首的制作团队所拥有的智慧和才能、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息息有关。另一方面，除了省黄，我也在很多地方参加过艺术创作活动，但很少见到这种快节奏高水准的工作气氛，为什么呢？是没有起码的敬业精神？是没有旺盛的工作热情？是没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是没有和谐的创作团队？是没有放权的公公婆婆？是没有正确的创作方向？是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是没有直接的市场压力？是没有健康的竞争习惯？还是……？

录制开始了，我打起精神走出刚才的沉思，忘了紧张，也忘了昨夜的忐忑和包袱。燕升采访别人的时候，主要关注个人的成长道路和艺术成就，并插播了大量的画面展示其艺术成果。轮到我时，这些都只是一笔带过，谈话直奔热点难点，单刀直入地进入了敏感话题。就比如：黄梅戏目前的名不副实、优秀人才外流、剧目乏善可陈、演员待遇不公、表演流派模糊、后继青黄不接，培养环境浮躁，包装胜于基本功等等。一路追来，真有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感觉！

其实，曾经有出版社向我约稿，希望深入谈谈我眼中的黄梅戏，这自然回避不了上述话题，所以我也曾系统学过一分为二，辨证考虑，整体局部，面面俱到。但是，“戏苑百家”不是“百家讲坛”，时间和场合并不适合长篇大论。正如看病时，医生只能单刀直入、有病说病、确诊开方。不太可能先聊聊病人健康的部分，夸完身体棒之后再谈病情。如此想来，我只好省去了原有的引证，分析和论述，略去了诸多显而易见的闪光点，直接吐露忧虑并大声疾呼，这可能就是有些人不太理解的原因。

我始终相信，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坏事是制造了一些误会，好事是引来了对我们黄梅戏更大范围更多角度更高层次的关注和讨论。误会最终可以消除，暂时的误会只会影响我个人。但是广泛关注和讨论恰恰是我们黄梅戏目前最缺乏的，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能从中受益。

节目的最后果然提到了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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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本以为燕升的话题可能会追寻马兰“离开安徽”的来龙去脉。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我觉得没有必要拔高，没什么神秘，更不需要回避。和个别情绪化的戏迷朋友不同，圈内人都很清楚，不住安徽不等于离开安徽，离开安徽不等于离开黄梅戏，离开黄梅戏剧组也不等于离开黄梅戏舞台。后来回想起来，大概燕升的团队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没有在这档关于黄梅戏的访谈中讨论这个话题。

谈到我对马兰的看法，在任何人面前我都会坦然承认：马兰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这是一；至少对我而言，马兰的离开是一个重大损失，这是二；我们之间存在误会，没有处理好，责任只能怪我，这是三。这些话一直在我心头打转，所以脱口而出毫无犹豫。有朋友曾善意地提醒我最好难得糊涂，我觉得好就是好，是就是是，既然问到了，就没必要含混模糊。

当燕升问到马黄能否再次合作时，我语速不由的慢了，其实当时满脑子都在回忆… …

我想起在德国（那时还是西德）为了试验如何用电热杯煮饭和她争执不下；

我想起在研究一部新戏的唱腔时因音乐不合，我俩不约而同都表示辞演；

我想起在云南石林，她扮男我扮女合拍少数民族照片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我想起在海南演出时她因中暑当场晕倒，当我抱她上救护车时被她瘦削的肩胛骨硌得手痛，当时我好像流泪了… …

往事如幅过眼，历历在目，我鼻子一酸，眼眶湿润了。尴尬下我只得使劲扭头避过摄像机，白燕升“谢谢收看”的话音刚落我就起身冲了出去… …很多热心的朋友们后来纷纷撰文解读我为什么落泪，他们的关心和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他们的分析和见解更让我汗颜。很不好意思说但又非要说的是，在那一刹那间，我真的没有思考过一二三四，没有上升到全局高度，没有规划出事业前途，没有忧虑个人命运，当然也没有所谓“猫哭耗子”的心机。

有人说喜欢回忆意味着渐渐老去，我很同意。其实，我在这一刻只是一个陷于回忆而百感交集的寻常老者。

七月二十四日晚，节目要播放了，由于报纸先期己有预告，关注的人似乎格外多。那天省黄正好结束了在上海近半个月的演出，我们正在赶回合肥的路上。由于我事先做了全面的介绍，团里的同志都很期待收看这次访谈，一路上都有谈论，还有同志笑着要我请全团边吃边看，一时间起哄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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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播完不久，燕升转发给我一条短信，是央视另一个频道的主持人赵普发的，大意是“我不爱看访谈节目，而今晚的访谈让我激动！一位央视实力派主持与一位有思想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对话，演绎得十分精彩！作为安徽人，请转告黄新德，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被这股浓浓的乡情感动了良久。

很快我家的电话成了热线，手机连换了两块电池。京剧名家朱世慧、杨春霞、评剧名家崔连润、越剧名家竺小招、茅威涛、淮剧名家梁伟平等戏曲界的同行都在第一时间来电来信。可爱的“刘三姐”黄婉秋到处给朋友发短信，“快看黄少爷在电视上‘胡说八道’呢！”重播那天的上午，京剧大家尚长荣刚从澳洲回来，他在机场便打来电话，急着要赶回家看中午的重播。

很多关心黄梅戏发展的戏迷朋友也纷纷和我讨论，特别是位新疆的少数民族姑娘努尔，虽然只看到了后半截，也发短信感慨不巳。

总结起来，所有人都感觉有共鸣，然而也替我担心。正如我一直所呼吁的，黄梅戏乃至整个戏曲的外部环境都很不好，正经受着现代文艺形式和娱乐方式的巨大冲击，我们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如果不是我，相信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同志也都会大声疾呼的。这就是共鸣之所在；至于担心，我倒觉得大可不必。谁都懂爱之深则忧之切，如果大家都麻木不仁，那么一切就太晚了。微软的老板就经常说微软离倒闭只有28天（大意如此）。世界首富（现在好像是次富了）都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直面问题、共渡难关。

最后，我想特别说几句，安徽黄梅戏近年来在网络上的确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有个别网友通过只言片语流言蜚语就臆断安徽黄梅戏乱七八糟了，漆黑一片了，于是还发表了一些情绪化的言论。我看了一些，却看不下去。这不是爱黄梅，这是害黄梅，这不是看病，这是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