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新书屋的人越来越多，由于那里幽静，交通便利，很多朋友希望在那里除去借阅之外，在那里喝茶聊天，就我而言无非就是花点水钱和电钱没什么，倒是觉得能有这样的地方提供给朋友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在那里喝茶聊天不影响任何人，顶多这些朋友走了以后，自己会打扫一下卫生，把朋友喝过的茶杯清洗之后，放到锅里蒸煮消毒，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巴掌大小的地方，累不着人。

退下来之后租的第一个书屋，现在看一下确实当初考虑欠周道，虽然离家近，但是，那个房子背阴，加上是一个洼地，到了夏天特别的潮，不到三年时间，发现一批书已经长了黑毛，而且房子的布局也不算很好，用朋友的话说，你现在新租用的书屋，比之前的那间房子好的太多了，后来自己发现屋子里的光线非常重要，光线有了，阅读的感觉就有了。

现在想想自己还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虽然第一个书屋，去的人远不如当下这个书屋来的人多，但也在那里接待了不少文友，自己那时候异想天开，在一面墙上安装了教学用的白板，想利用那个狭小的空间，让自己认识的这些文友分别来讲授他们的创作经验，后来发现自己考虑的不周到，狭小的空间根本不可能坐下很多人，自己身边上的这些文化人最少也有十几个，根本坐不下，而找几个人就没必要在那里书写讲座，只需要坐在那里说说就可以了。

也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家里面去聊天，不瞒大家说，十年前家里面就已经进不来人了，不足六十平米的居住面积，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了库房，自己的卧室的两面墙依然是搬进来时候“同桌的你”帮我定做的三角铁的书架，而且免费送给我，摆放着前些年买下的书籍，是我二十年前买的书籍。而自己目前的书房的书籍，是我在第二个单位工作的二十年工作期间买的书籍，掌柜的原以为我租的书房，可以把家里面的这些书籍全部搬过去，后来她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单纯把单位的那些书籍放进去就已经“物满为患”，家里面的那些书籍根本就没地方摆放，这还不包括搬进第二个书房时，处理掉的七八包书籍。

自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自己被传染上了文学病以后，家里面就没少来一些文学爱好者，那时候自己已经结婚，侨居岳父家，那时候感觉自己的家空间很大，自己的卧室有两个书橱，摆满了那时候买的书籍，写字台上有放着一个书架，同样摆满了自己喜欢的书籍，对那些没有很多书的文友来说很有诱惑力，经常跑到我们家从书橱里拿出一本书，到客厅认真阅读。

最初这些文友喜欢到单位上去找我，那时候虽然已经结婚，但单身宿舍还没有交出来，可以领这些文友到单身宿舍里聊天，更知道这些穷文友，到这里来跟你聊天，也是想到这里蹭一顿单位的“好饭”吃，那时候只有疗养院才有特殊供应，自己从职工伙房打得饭菜，他们都认为鲜美无比。

后来单身宿舍交了出去，自己又多了一个场所，那就是录像室，在接待科工作自己主动承担起个疗养院播放录像的工作，自己的想法既有为公的一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在这里不仅可以继续接待文友，而且还可以在这里观看一些在家里面不便于播放的内部片子，那时候一批文友聚集在我的录像室里面。

而去录像室之前，一度很多朋友都会到我家里面去聊天，那时候岳父家里面是套三的房子，有专门一间会客室，朋友到那里觉得很享用，每周都会有两到三天到家里面来聊文学，老岳父见到我的文学朋友来都会躲出去，后来知道真的不喜欢我们谈论的那些话题，更不愿意看到这些文友吞云吐雾的样子，当时我岳母特讨厌抽烟的人，到最后忍无可忍，让掌柜的表达了不希望这里成为“吸烟室”，就在这样的大氛围下，这些文学朋友把地点改到了单位的录像室，在那里聊天可以聊到半夜时分，更不用担心室内乌烟瘴气被嫌弃。

我在录像室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这成为了文友聊天完了以后的休息的地方，后来自己发现假如两个人都回不去，单人床很显然就不能满足他们的休息需要，只好厚着脸皮到疗区借床位栖身，总这样也觉得不妥，也没跟掌柜的商量，自己改成了双人床，可以躺下三个人，这一下子留住在我那里的人就更多了，真正意义成为了“文学俱乐部”，这些文人的表现，让单位上的同事感觉特别的看不下眼，那时候我是留着打长发，而有一些文友呈现给同事的感觉就是蓬头垢面，不拘小节，而且，嘴里面总是叼着烟，吞云吐雾的样子，给人一种玩世不恭，另类的感觉。

这些留宿的文友，等我回家以后，他们依然在那里兴高采烈的交谈，无形中给单位值班的那些医生护士带来了噪音，他们不敢跟我说，把我这些文友的情况，添枝加叶的跟掌柜的说，也就是让掌柜的给我施加压力，让这些文友尽量的减少在这里的居住次数。

那时候自己也病的不轻，那能听得了这些“胡言乱语”，觉得单位同事和掌柜的没文化，连这样有文化底蕴的“大家”都不认识，不仅仅是孤陋寡闻，这是对文化人的一种侮辱，根本不会理会这些善意的忠告，那时候为了这些事情跟掌柜的打了不知多少仗，最终忍无可忍的掌柜的把我录像室里面的双人床给强拆了，文友看到掌柜的真火了，四散而逃。

记得那时候我认识的那个文友魏博厚，不定时的带着一两个人到单位找我，他到没去过我的录像室，每次到这里来都会在院子里面的某一个花坛的石桌石凳久坐神聊，认为在院子里很有聊天的氛围，他滔滔不绝的说着，自己心里面很不愿意在那里，因为他没有工作，我在工作期间，躲在屋子里别人看不到，也就无所谓，一旦发现上班期间坐在院子里跟别人聊天喝茶，领导一定会大为光火，所以自己后来就把他们带到湛山寺附近，在那里让他尽情的神聊。

在后来我从岳父家里面搬了出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一段自己曾经写过，虽然房子面积很小，但是我还是做了“很好”的分割，留下了我们聊天说话的地方，也给文友腾出了留宿的地方，那里一时间成为了新的会友据点。

四十年过去了，到我们家最多的那几个文友，其中有两个人在众多的打压下倒下去，那个雄心勃勃要赶大事业的文友魏博厚倒下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王惠青也倒下了，从那以后自己的文学病在残酷现实面前惊醒了一半，重新回到“勤劳致富”的道路上，再后来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家，也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成为了据点，很少有人到访，特别是到了第二个工作单位，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文学朋友找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在独立空间里说话聊天，后来发现你真的有了地方，也没有曾经的人气，大家都各忙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