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不知从那里找来了一个所谓的老人版“三字经”，虽然押韵有点不敢恭维，但是细细看了一下还有一定道理，是这样写的：“多聚会，少窝家。窝在家，成傻瓜。走出去，乐开花。找朋友，叙情谊，茶室里，侃八卦。逛逛街，把钱花。少喝酒，多喝茶。喜欢的，钱要花。别等到，耳也聋，眼也花。衣再好，腰成虾。饭再好，没有牙。钱再多，床上趴。情再浓，感觉差。抓紧了，别犯傻。”

知道这是写给退休的男女老人的，包括像我这样准备退休的老人们，其实简单的去说，就是学会调剂生活，让晚年生活丰富多彩，改变从前那样窝在家里面的习惯，不过这种要求也是因人而异，向我老父亲那样性格的人，就不喜欢与人交往，用他的话说，我喜欢静，一个人呆在家里面没什么不好，想点自己喜欢的往事，用这种精神满足消磨时光，既省钱，又省事。

不过那是老父亲自己以个人的生活方式，老母亲就喜欢动，喜欢东跑跑，西串串，加上在小诚的亲友数量居多，要不是为了照顾老父亲的起居，一定也是非常忙碌的人，这一点上我好像继承了母亲的习性，喜欢到处跑着去凑热闹，即便知道自己社交的圈在一天天的缩小，最终可能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许正是这样的心理，自己接到朋友的邀请一定不会拒绝，像一阵风似的飞了过去，即使有的时候也后悔参加一些自己感觉不舒服的聚会，但是这不影响我接下来的那些活动，掌柜的说我，看到你整天的东窜西跑，感觉眼晕，就不能静下来静静的呆着。

这句话的潜台词自己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待在家里面陪着媳妇，到现在二人世界，确实面临着孤独的现实，可是，自己性格中的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最起码近几年还无法做到像掌柜的那样的静如水的状态，当然，并不是掌柜的就愿意呆在家里面，而是希望有自己的亲人带着她，一起出去玩，但是我的这些文学圈，艺术圈，单位同事圈，还有团干部圈，她基本上都是排斥，这些年她参加的聚会基本上就是她的闺蜜的聚会，再就是我们初中小范围同学的聚会，其他的一概拒绝。

文学圈掌柜的早在三十年前就领教过，她不太说，应该讲是深恶痛绝，那时候几个相处不错的文学朋友几乎到了朝夕相处的程度，加上后来结识了文学老师，把老师领进了我们的家和单位，有过将近十年的疯狂时期，那时候不知道文学是一个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特别是我们的老师讲到高兴时候，根本就忘记了时间的概念，最初是在他们家里面，最长的一次聊天谈话，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老师的爱人和老师的父亲忍无可忍，把这些文学疯子彻底的赶走了。

从这个老师家里面有转换到其他的老师家里面，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那个老师的家里面，把掌柜的两辆自行车全都给弄掉了，其实是小偷偷走了，第一次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初秋的晚上半夜时分，已经到了午夜时分，跟老师告辞，老师送我下楼，边走边说，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到了楼下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没有了，心里面感觉像出了大事，要知道那时候自行车就如同现在的私家车一样，老师看到我很着急的样子，帮我在周围找了一圈，没找到，跟我说，咱们去派出所报案，说不定哪天查到了可以返还。

老师陪着我去了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敲开门之后，找到值班的民警，把丢车的事情讲给他听，你知道那时候百姓生活起居的大环境依然保持着“黎明即起，黄昏必息”的习惯，看到我这个半夜来报案的人，就没有好印象，加上那时候我留着披肩的长发，装成一个文艺青年的样子，在警察的眼里就不像是一个好人，警察没等我叙述完，就问，你们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再聊文学方面的事情，警察根本不听我说的这些，说，只有干坏事的人才昼伏夜出。

靠，报案没报成，让警察数落了我一通，气得我转身就走了出来，跟老师说，丢了到哪，没必要生这样的气。时隔不到半年掌柜的另一辆自行车也是同样的听课到半夜找不到了，自己半夜走回家，跟掌柜的说了这些事情，掌柜说的很简单，“我知道败家子是什么样了”，从小到大“泰山大”人给他独女儿买的两辆自行车，一辆是永久二六女款，一辆是凤凰二六女款，全都让我给弄丢了，而且后面这辆还是八成新。

不过老天爷开眼，记得那年国庆节从老父亲家出来，带着孩子一起去了中山公园，大门外面有抓奖的摊位，过去看了一下最高奖是登山自行车，管掌柜的要了五十元钱，买了二十张奖票，让掌柜的在那里刮，第五张刮开后，就出现了大奖，赢得了一辆自行车，领了奖品，打车回家，又一辆自行车终于出现了，不过这个自行车也没两年的时间里又被偷走了，居然是在我们家二楼的门口，而且我是用锁锁在栏杆上，之后跟掌柜的说，不是我们不防范，而是小偷太狡猾，掌柜的说的更直白：“发现你这个人就招小偷。”

后来这些人就把相对居住条件好一点的我们家当成了据点，有两年的时间，我跟掌柜的还有女儿住在一个套三的房子里面，那时泰山大人搬到干休所居住，他的房子还没有交出去，我们临时的居住在那里，自己专门整理了一间房子作为“聊天室”，通宵达旦的跟这些文化人聊天，对一些居住太远，又赶不上末班公交车的文友，提供借宿，十七年前去世的文学好友王惠青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常住客人。

最让掌柜的闹心的是，我们搬离了那个大房子，但是，这些“不自觉”的文学朋友，并没有嫌弃我们居住的狭小空间，一如既往的经常到我们这来海阔天空的神聊，以至于影响到周围的邻居，说这是一帮子神经病患者。我专门写过这一段，一进门的小客厅，顶多能坐下三四个人，与卧室就是一个布门帘挡着，既不挡风，又不挡烟，更不挡声音，就这样大家聊的兴趣盎然，根本忘记在床上躺着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掌柜的，估计想杀了这些人的心思都有了。

后来我把这些人引入我们单位，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放上了一张大床，文学圈的这些朋友就更觉得方便了，后来单位的同事跟领导说我在那里是“黑窝”，白天静悄悄，完善是通宵达旦，不停地传出来很“诡异”的笑声，忍无可忍的掌柜的终于在有一天把大床给拆了，变成了一个单人床，她不知道那时候我在接待科负责，客房我说了算，走不了的文友就安排在客房，文友说，这比那张大床上幸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