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也是一个舞文弄字的人，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他，同样是小城某机关的一名干部，由于经历坎坷，性格倔强，难入领导的法眼，到退休不过是一个副处级调研员，按他的资历干一个市管领导也不在话下，听说安排他更多的工作就是搞调研，写调研报告，这到成全了他，离领导远一点，得罪的也少一点，这位老同志直言不讳，估计让每一个领导都会敬而远之。

这种人的性格养成，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冠以大公无私的美名，无论你是一般平民，还是党政机关领导，只要见到不符合上级规定的要求，他们则一定会亮明自己的观点，当面跟你提出这些，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至于他们是不是这样去做，现在无法考证，但是他们这种直白，真的让一些人觉得不好受。

那时候这种人见多了，也就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同，假如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别说是这种人，在领导面前流露出不好看的表情，你都会面临吃不了兜着走危险，你敢当面指出领导的不足，那你一定会在不长的时间里“死定”了，气度小到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的他们，那还能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即便当面他们不说，私下里一定是让这位多嘴的人离得越远越好。

已经被惯坏的上面的一些人，长期在恭维的话语下生存，已经听不到所谓的不同声音，自然是适应这种和风细雨的大环境，不仅如此，手下的人也知道了上面这些人的喜好，应了那句话，哄死人不偿命，说好话是最廉价的表扬，何乐而不为。在这样的大氛围下，出现一个“另类”可想而知大家会怎样去看。

这位邻居我曾经去他家看过，对国内的经济形势非常之关注，见面多半谈论一些当下的经济问题，对现行的很多政策他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说实话自己并不了解，可是从他谈论是的那种激动的样子来看，足以见得他对上面的一些做法的痛恨程度，不过对于他来说，这些看法不过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的意见和建议都落到石沉大海的最终结果，一直到他退休以后，他每提出的不同意见，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回音。

他还不是最富有典型色彩的代表，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工作期间还见过比他们更有“特点”的人物，一个是曾经同样住在这条路上的老同事，同样是一个老八路，听她自己说从前学家里面穷，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参加革命一后，不畏艰险，出生入死，表现得无比的英勇，是不是无知者无畏不得而知，反正解放以在革命干部的队伍中就有了她一席之地，她把从部队里学到的那些革命道理，理解不理解的囫囵吞枣接受了下来，表现出来的就是直言不讳，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下级同事，包括家里面的老公都一视同仁。

最有意思的是她爱人同样是一个资历很老的老革命，官职肯定比她大得多，在文革期间老公的战友到小城看望老战友，在家里面请客，由于主食不够，他让勤务员到部队食堂拿几个馒头回来，这件事情被这位革命的伴侣知道了，事后写信给丈夫单位的上级，告自己丈夫假公济私的“罪行”，上级单位不好意思处理这件事情，把信转给了这位老领导那里，把他气得不轻，有丝毫没有任何办法。

就是这位革命的老太太那日子过得才是一个节俭，我参加工作以后但凡遇到夏天刮风下雨，马路上落下一些枯枝败叶，这就成为了她最关注的事情，一定会利用午休期间，将这些落在马路上的树枝，捆绑起来，下班时拉回家中，等晒干以后，当木柴用。假若是这些木柴捡的太多了，他一定会找单位里的小年轻，让他们帮忙拉回家，快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他一定会让帮助搬运的年轻人赶紧回去，绝不会让他们到家里面坐，用年轻人的话说，害怕到他们家吃饭。艰苦朴素的要求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单位他被誉为革命的老太太，在我看来就是葛朗台。

单位还有一个同事，同样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在我看来他就是是个对现政权不满分子，但是，你从他的撰写的所有上访材料上去看，他对单位领导所有的揭发材料上去看，都是引用了革命的大道理，对单位领导做的任何事情都看不惯，都认为是违反政策的，最初上诉是给上级单位领导，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索性每次写信都记到北京最高领导那里。

他的这种不停地写信手法，到后来被认定为病态，我自己很清楚，这种偏执来源于我们的上级领导没有很好地解释清楚，让他逐渐的明白这样的上方形式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在我离开那个单位的时候，他已经被上面认定精神有问题的人之一了，可想而知这样的看法还谈什么解决问题的，听说这位先生退休以后的不长时间就郁郁寡欢的死了，同样是一辈子用襟怀坦白来形容自己，用革命党人的坦荡来面对着不公正的现实社会，最后的结局成为了悲剧。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些人，自己经常遇到邻居的这位“经济学家”，从他一天天表现出来的衰老迹象去看，曾经的那些劲头显然已经没有了，弓着腰，稀疏而凌乱的头发，缓慢的步履，这一切都与曾经听到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判若两人，或许这就是历史，看到他想到了自己，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就像我今天写的这个人一样，失去了曾经的那些激情，成为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像冬天树上的残叶，不知道那一阵风就会被吹掉，这就是命运，应了那句话，性格即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