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是一个图书匮乏的特定时期，在岛城的馆陶路上有一个自发的图书交易市场，在那里爱书的人和喜欢看书又买不起书的人，经常聚集在那里，卖书、买书、看书、谈书，自然形成了一个“不合法”的图书交易市场。
　　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魏博厚先生，那时令我最羡慕的是他的书摊上总会有一些当时不宜买到的好书，虽然书的价格高的让人咋舌，但总让你不愿离去，向饥饿的孩子看到食品橱窗摆放的点心，垂涎欲滴。意大利作家薄加邱的《十日谈》青岛新华书店总只有20本进货，在他的书摊中竟赫然摆着，他那副得益的面孔，俨然向今天的“阔佬门”开着加长卡迪拉克招摇过市一样。我那时月薪不足三十元，在他的书摊一本薄加邱《十日谈》开价50元一本，决不讨价。当时经济拮据的我对他的拥有既羡慕又记恨，最初我真的把他看成一个黑心书商。为了一套《中国十大喜剧》、《中国十大悲剧》的价格问题，足足用了一周的时间和他讨价还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可接受的价格，从那时起我们逐渐开始熟悉。
　　当你逐渐走进一个人的真实生活以后，你才越来越感觉最初的印象是不准确的。他是一个书商，但也是一个读书的人，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为了他的理想，他大胆的离开了青岛电子元件五厂，自己扔了“铁饭碗”，选择了卖书、收书、读书的“自由生活”。他对书的那份特定情感和选择，还有他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注定了在急剧变化的今天所遇到的悲凉和凄惨，他短暂的一生，是一种性格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他的父亲曾是北海舰队的军人，八十年代初专业回了四川的老家，倔强的魏博厚自己留了下来，住在青城路26号他父亲留下来的两间平房里。在他的家中除了一张单人床以外，就是一个陈旧的写字台，其他的空间全都是放书的纸箱和凌乱堆放的书籍，给我的感觉不象是家，而是一个批发图书的仓库。在八十年代初期拥有如此之多的图书就是精神贵族。在他身边的几个书友几乎每天都聚在他家里面谈天说地，在他开怀的笑中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满足。
　　中国的历史自从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百姓的观念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发展和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也改变了以前的文化匮乏的状况，图书市场的急速发展，文化娱乐场所的出现，录像机的普及，向滚滚而来的洪水，顷刻间让人不知所措。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特殊年代，靠摆书摊卖书为生的魏博厚的生存之路逼到了险境。他之后在青岛市市北区热河路靠近辽宁陆的地方开了岛城当时为数不多的个人书屋，取名“博厚书屋”继续从事他的老本行，收旧书，卖就书。但我当时的感觉，如此经营不合时宜，当我向他坦明我的观点时，他带着一丝不快的回答“我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大，我迫于工作的压力，开始“识时务”的回到工作中去，与博厚的交往也逐渐减少。在偶尔的交往中，知道他的书屋经营的很艰难，但他的父亲在四川给他找了一个漂亮的对象，他感觉很幸福，也很充实。
　　人随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反省自己，我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人际关系的疏远，在这个生存环境极具挑战和充满欲望的时代里，人们的欲望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自己的欲望的实现，不经意间，把亲情和友情的互动淡忘。更多的是借助网络给人们带来的便捷，向朋友和亲人表达已经变异的情感。从九六年到今天我和魏博厚九年没有见面，自己没有感觉如此之长的时间没有见面的不正常，用忙碌去推卸自己变得如此自私与冷漠的本质。就在前几天闲暇之时在网络上看消息，才知道魏博厚已经早在98年就因病去世了，这消息让我很惊讶，随后我找到了他的家，了解了一些他后期的情。作为他的朋友，未能在他在窘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我真的感觉愧疚万分。写这篇文章就是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深深的愧疚，希望的博厚仁兄宽恕。
　　愿九泉之下魏博厚仁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