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园难、入园贵”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4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对于违反规定的幼儿园，政府将不再核发收费许可证。（《新京报》1月5日）

    “幼儿园禁收赞助费”是一条出发点无比正确的规定，同时也一条很容易被架空的规定——国家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禁收择校费，时至今日择校费在很多地方依然变换着各种名目大收特收，甚至愈演愈烈；现在规定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园禁收赞助费，其执行力度的确让人不乐观。

    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一律禁收，似乎杜绝了赞助费“换个马甲出现”的可能，可避免重蹈择校费禁令被架空的覆辙，但若幼儿园想化解这一招，办法多的是——偷梁换柱不行，咱就来个暗渡陈仓。新闻中引用北京陈女士的经历：她给孩子报名上一所公立幼儿园，家长必须拿着银行的回执单幼儿园才会接收，而钱可能并非直接打进幼儿园的账户，主管部门想查赞助费根本无从查到。

    站在幼儿家长的角度，肯定希望“禁收赞助费”有助于减轻经济负担，但这个愿望多半会落空，因为这个《暂行办法》并未明确幼儿园收费标准。不让收赞助费了，合法、正常的收费势必提高，新闻中说，《暂行办法》出台后，北京将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而“调整”往往意味着“涨价”。幼儿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家长要交的钱一分没减少，纵然收费变“规范”了，可对幼儿家长而言没什么实际意义。

    整治幼儿园收费乱象，还得寻根溯源。所谓“入园难、入园贵”虽由来已久，但并非天生就是个“问题”。笔者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候每家有三四个孩子的情况很普遍，上的幼儿园基本上都是父母单位办的，幼儿园是生一个收一个，没听说有“入不了园”的事儿，也没听说有谁交不起孩子的入园费。

    不知从何时起，带有单位福利性质的幼儿园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市场，政府从此甩掉了幼儿教育这个“包袱”——当然也不是全甩，时至今日，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依然有自己的幼儿园，只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不得其门而入。享受财政补贴的公立幼儿园也有，只是僧多粥少。市场经济的规律从来都是稀缺资源价高者得，这样一来，平头百姓的孩子想上幼儿园，要么靠赞助费铺路，挤公办园这座独木桥，要么就得不惜血本，上“天价”的民办幼儿园。

    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入园难、入园贵”，以及由此滋生的幼儿园收费乱象，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改变供求关系入手。而这种改变，依赖市场自我调节和民间资本运作是靠不住的——市场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公平，资本追求的是利润而非公益。幼儿教育事关公民受教育基本权利及国民素质提升，理应最大限度做到公平和公益，因而这个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并且只有政府有能力承担。

    这就需要政府把幼儿教育这个“包袱”再捡回来。《暂行办法》要求，“加大政府投入，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安全、适用的幼儿园”，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可惜只是个“要求”，并无具体实施目标，恐难对地方政府构成压力。去年媒体报道，陕西宁陕县拟推行15年免费教育，从今年秋季开学起，所有学龄前儿童都将免费上幼儿园——这才是治本之策，一旦免费提供幼儿教育成为国家对国民的义务，必将从公共财政投入、公立幼儿园数目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形成硬约束。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都能做到幼儿园免费，说明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决心和理念的问题。
    

北京市一位幼儿园园长说，幼儿园收费标准其实就是政府和百姓分担机制，“如果政府投入大，老百姓相应分担就少，相反，百姓分担就多。”这话从一位幼儿园园长的口里说出来，可以理解为是在为禁收赞助费之后上调幼儿园收费标准找借口、造舆论，但道理本身是没错的——家长少交钱，有赖于政府多投入，别的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