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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杜甫

----浅析杜甫之《三吏》

主题词：杜甫 三吏 人性化 研究

内容提要：杜甫一直高踞于古典文学的神坛。但诗圣，不真就是一个圣人和神人，除诗外，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本文通过对《三吏》创作背景、内在联系和“真善美”的分析认为，杜甫在《三吏》虽然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同时反映出杜甫的历史局限和不完美个人品质，同时由于现实主义体裁作品的本身的原因，《三吏》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不是完美的作品。从杜甫的《三吏》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人性化的杜甫。

 “诗圣”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现实体裁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奠定了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被誉为“诗史”。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除文革一段时期外，长期以来，杜甫一直高踞于古典文学的神坛。但诗圣，不真就是一个圣人和神人，除诗外，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笔者不揣冒昧，拟从杜甫之《三吏》入手，用当今俗世的眼光，透视那个真实的人性化的杜甫。

一、《三吏》创作背景分析

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诗总是紧贴实际，紧贴生活。学界大多把杜甫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读书壮游时期(712—745)。二是困守长安时期(746—755)。三是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四是飘泊西南时期（759—770）。杜甫的诗歌记录了他颠沛流离、饱尝忧患的经历，也促成了他平凡人生不平凡的成就。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是安史叛乱为祸最烈的时期，《三吏》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下面，笔者从战局、仕途和旅程三个方面分析《三吏》创作的背景，并以此为发端，还原一个历史大环境下一个无奈的文人。

一是险恶的战局。人总是社会的人、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人，谁也不能独立于社会。即如独立不迁的屈原也被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可以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主要是缘于战乱。他生于盛世，经于乱世，巨大鲜明的反差，使敏感的杜甫较于其他文人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触。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奔蜀，长安沧陷。后肃宗继位。至德元载（756）十月，房琯率军与叛军战于陈陶斜，仿效古法用车战，结果几乎全军复没。至德二载（757年）九月，长安光复，杜甫仍任左拾遗。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二月，史思明引兵南下以救邺城之围。其时，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二十万大军围邺城已有数月，因诸军无统帅，城久不下。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决战于安阳河之北，唐军大溃，郭子仪军退保洛阳。洛阳士庶惊骇，逃奔山谷。杜甫也于此时匆匆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在返回华州途中看到惊魂稍定的人民又一次受到战乱的威胁，连未成年的男孩和白发苍苍的老妇也被强迫入伍，于是他写出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

二是落魄的仕途。学而优则仕，且汉武以降，儒家经世之学已为正统，家国一体，千万学子学孔儒之学，货帝王之家。李白杜甫亦不能免。然，李白秉性率真，不容于庭，则放浪山水，成一诗者传奇。而杜暗于宦术，又孜孜以求，致于落魄求幕，令人悲叹。笔者以为，举凡真诗人不宜为官，否则虽不为误国误民，亦多是误家误已。然则悲愤出诗人，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东坡是，介甫是，李白是，杜甫则更是典型之代表。杜甫有诗人之敏感，诗人之气质，然则无政治之远见，无经世之学问。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三吏》成诗于乾元二年（公元759）。之前，房琯兵败，至德二载（757）五月，房琯罢相，贬太子少师。时杜甫任左拾遗没有几天，因谏房琯事得罪肃宗。大多数人认为杜甫由于敬重房的为人，又认为不应为细过罢黜大臣，于是上疏救房琯，措词激烈，致肃宗大怒，诏三司推问杜甫。幸得到宰相张镐的营救，才免其罪。但肃宗从此以后就疏远了杜甫，到八月间遂让他离开凤翔，往鄜州探家。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为豳州刺史，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严武等人也被贬外任，杜甫也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后弃官归蜀，乞食于来武等。乾元元年冬，杜甫前往洛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旧及陆浑庄故居。二年（759）正月，因战乱返回华州途中写就《三吏》。

上疏救房琯是杜甫仕途的一个转折。本以其才华，且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杜当有不错的前程，但由于上疏救房琯惹怒肃宗，从此不被重用。笔者以为，用现在的观点看，杜甫上疏救房琯不是秉公直谏完全是个人的好恶作祟。房琯其人于天宝十五载（756）追随玄宗入蜀，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宗即位后，房琯又奉玄宗命往灵武册立肃宗，肃宗对之颇为倚重。房琯与杜幼年好友，杜为仕，书虽言之不多，可以想见房琯当起了一定甚至很大作用。但是房琯缺乏实际的政治、军事才干，领兵作战，致全军覆没。如此大过，普通将领早当杀头。贬为太子少师，皇帝已是网开一面。而杜甫上疏竟然认为不应为细过罢黜大臣，且措词激烈。自古而来，功当奖，过当罚，功过不能相抵，。杜甫此举一则说明他有朋友义气，一则说明他昧于事理。如此情性，落魄仕途亦属当然。不过因此却造就了一个诗圣，只能说是杜甫的不幸，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三是困顿的旅程。旅途似乎是中国诗人的摇篮。古代信息不通，交通落后，旅途中的见闻是他们增长见识和阅历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诗人都是在旅途中成长起来。杜甫的一生大多在旅途之中渡过。如果说李白的旅途是慷慨壮游，杜甫的旅途则大多是颠沛流离、困顿疲乏的。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先后游于吴越和齐赵一带。后漂泊长安9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带着妻儿又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七月，听说肃宗即位灵武后，他把妻室安顿在鄜州羌村，便只身奔赴行在。途中不幸陷贼，被押回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死逃脱，投奔凤翔行在，授官左拾遗。不久因疏救房琯险遭刑戮，后获准回鄜州省亲。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乾元元年（758）冬，杜甫前往洛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旧及陆浑庄故居。二年（759）正月，杜甫因战乱，自洛阳返华州，先后路过新安（今河南新安），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和潼关，写下了《三吏》。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其后许多时间仍居无定所。

客观地讲，坎坷的旅途中杜甫目睹了社稷倾覆、叛军烧杀劫掠的惨象。使他的生活更贴近人民，更深入社会了。《三吏》是他忧国忧民、抑郁悲愤情感自然流露。可以说没有困顿的旅途就没有他对现实的真切认识，也没有心理的深层触动，也就不可能产生《三吏》《三别》这样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

二、《三吏》内在关系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三吏》成诗的是背景相同。险恶的战局、落魄的仕途、困顿的旅途是《三吏》共同的现实和思想基础，因此，《三吏》在许多方面都有共通的东西。

从反映现实看，大都是围绕安史之乱背景下，客观反映当时的严酷的现实，特别军与民的情况。《三吏》写于唐王朝邺城溃败后的第二年春天，李姓王朝形势非常吃紧，洛阳岌岌可危，长安也为之震动。以唐肃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扭转局面，则大肆抽丁拉夫，强行征兵，一方面迅速增强洛阳前线抵抗力量，另一方面立即充实潼关等后防兵力。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拉夫抓丁的对象首先便是洛阳以西、潼关以东的新安、石壕一带的老百姓。已经几年的安史之乱，壮丁本来极少，统治阶级便实行毫无章法、残无人道的拉夫兵役政策，不管男女老少均在强硬拉征之列。征兵从“中男”进而老翁，甚至于老妇也难幸免。除光天化日之下强征硬抓，发展到对人民偷袭“夜捉”。

从作者心情看，表现出作者的无奈与无力。作者是一个极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作为朝庭的一名低级官员，他无力改变局势，也无力为所遇到的贫苦百姓解决困难。《新安吏》中甚至还为吏开脱。《石壕吏》中他目睹惨状，竟无一言。无奈之情，弥漫诗行。《潼关吏》中他说“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表现出自身的无力和沉痛悲愤的心情。

从表现手法看，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的。《三吏》中，作者都是用一个旅人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没有置身其中，没有行动，有的甚至未置一词。但融诗人把主观感情于客观的叙述描写之中。在诗人的主观感情中倾注了一种看似平淡却很厚重的悲剧特色。

从塑造人物看，诗中的民都是善良和温顺的老百姓。按照郭沬若的说法，就是“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中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的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精神”。

但《三吏》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

一是对吏的描写差别较大。作者对《新安吏》的吏还较宽容，“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有人以为用了“喧呼”二字，表现出吏的“骄”。笔者以为征兵大事，大声点无可厚非。且从后文看，杜甫“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吏答“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也属于正常问答，并无贬斥之意。至于答的内容，只是上级的命令，与吏无关。杜甫也没有什么可说，反过来帮助新安吏劝慰百姓起来。《石壕吏》中“有吏夜捉人。” 捉字生动表现出吏的“横”。《潼关吏》的吏说“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吏是正面褒扬，具有了“豪”气。

二是诗人立场观点不一样。例如同为写吏，有的突出“骄”，有的突出“横”；写妇人，有的突出现实愁苦不堪，有的突出其内心的伤痛，有的又不乏深明大义；写出征之人，有的写出其对战争的理解与支持，有的则表达出了征夫的怨恨之情。

三是内容上也有很大差别。《新安吏》《石壕吏》是围绕征兵问题发生的军与民冲突和矛盾。《新安吏》写的是“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写征兵中男的情况。《石壕吏》则更甚，“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写的是三男全部上战场后竟然连老翁也不放过。最后“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催人泪下。《潼关吏》描写了潼关的坚固，潼关吏的信心与决心，也写了杜甫对平定战乱的信心和谨慎的态度，格调上与另二吏有明显区别。

三、《三吏》“真善美”分析

《三吏》组诗是杜甫批判现实主义最优秀的力作，所取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已为历史所共认。现在许多的关于杜甫的作品中，都把《三吏》作为杜甫诗作的最高峰，为尊者讳，将杜甫《三吏》无限上纲地政治化，认为是人民性的代表，反映杜甫政治远见，民本思想等等。过犹不及，笔者以为这是过度拔高了杜甫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意识。因为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过多关心普通人民过于关心君王，也不可能舍身为民，他有的只是一个悲悯的情怀，能做的只是记录下的乱世的炎凉。

真、善、美是文艺批评中检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美学标准。真、善、美的涵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抽象的、超脱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永恒的真、善、美是不存在的。从 “真善美”角度分析，笔者认为，《三吏》真得残酷，善有残缺，而美得近乎残忍。

残酷之真：真，即艺术的真实性，指作品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以及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有无正确的感受和认识。杜甫《三吏》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间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高度统一。但这“真”却极端是残酷的。《新安吏》中，杜甫问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至天宝三载（744），又改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吏答“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可“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说明新安县的壮丁早已经被穷兵黩武的朝廷抽拉一净，更是打起中男的主意。《石壕吏》中的现实更为残酷。“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在三男已全被征兵，二男战死情况下，在“老翁逾墙走”后，孙方乳，媳无裙，竟然还将老妇征去，“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让人不忍卒读。这两首诗针砭时弊，鞭挞黑暗，无情地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反映了百姓的苦难，揭示了现存制度特别是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引发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事实上，根据杜佑《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天宝十四年户籍统计全国5291万9309口人，五年后这个数字变成1699万0386，就是说八年安史之乱的前五年至少死了3592万8932人，每十人当中就有七个死亡。

残缺之善：文学作品的善，即艺术的倾向性，作者写作时对作品所描绘的形象持有何种态度，以及对于社会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现实中的善是指人的行为及其表现出的品德符合人性并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性质。托尔斯泰说：“‘善’是我们生活中永久的、最高的目的。” 确实，善是真与美的基础，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了善，就会影响它的存在价值。

《三吏》中表现的善，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则是不完全的，有所欠缺的。如《新安吏》中诗人的态度出现矛盾。一方面对征中男的表示抵触，别一方面又对百姓安抚：“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这些委婉劝慰之词，表现了他站在唐王朝的立场，官员的立场。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虽说名正言顺，但哪里又能谈得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严格上说是不客观的，实际上是对朝廷的回护。而《石壕吏》中，作者虽然对石壕吏给予恶劣的评价。“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反映了吏的恶劣和狂态，但另一方面，在面对“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情况，作为一名普通人的也当为这家可怜的人说上几句话。而杜甫作为一名官员竟然未发一语，甚至可能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说，完全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知其心痛，但我们也能看得出他的无奈、无力甚至懦弱。而《潼关吏》中“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要求防关将，不要学哥舒。但只防守，能平定叛乱吗？

　其实学界对于杜甫政治态度、世界观的探讨，仍然存在着分歧。赖长扬的《略论杜甫对待人民的态度》，认为“诗人对帝王的愚忠，简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杜甫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千方百计地维护濒于危机的封建制度”，“是极端反动的”，所以，“应当对他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和郭沬若的观点类似。笔者以为，杜甫本就是一个诗人，不是政治家，更不知道什么地主阶级。他虽然儒佛道皆有涉猎，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儒家的信徒。忠君立场完全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所共有的。但《三吏》中反映了他对忠君思想的动摇，他不是愚忠。王船山先生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没把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因此他判定杜甫是一个满纸虚声,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人,故而对杜甫的人品和诗品提出批评。此说虽有偏颇，但客观地讲，杜甫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但却不是一个敢于任事，敏于行动的人，所以说，他《三吏》中表现的善是不完美的，残缺的。

　残忍之美：美，即艺术的完美性。有许多解释，有的解释为美是指事物的存在形式及其精神价值能够使人产生愉悦感觉的特征。有的解释为美是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和谐统一，是否有艺术个性，是否有创新和发展。我想大多数人读《三吏》后都不会产生愉悦的感觉，有的是沉重和悲愤。如果前定义来看，杜甫许多现实主义体裁的诗是不美的。但从后一定义来看，《三吏》以古风的形式，描写了现实的生活，达到了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同时，如杨伦在《杜诗镜铨》卷五所说：《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又曰：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过是也。确实《三吏》《三别》虽然写法各异，但它们都是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在思想意义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乐府诗前所未有的高度。

即使如此笔者以为，《三吏》之美是残忍的，是悲剧性的美，甚至个人认为这是人间大痛，不能以美名之。从《新安吏》诗人与官吏的问答中，可以得知成年的"丁男"早已被抓尽了，所以身材矮小的男孩也得去当兵。"肥男有母送"以下四句，叙事极简而寄情极深，正如王嗣爽所分析的："此时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杜臆》卷三）真是满目凄惨，诗者的描述对读者的感官是残忍的。《石壕吏》写的是诗人投宿石壕村时见到的一幕人间惨剧。“史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蛮横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仇兆鳌评曰："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诗详注》卷七）《潼关吏》则从被征来的士卒艰苦地筑城写起。让人联想起三年前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就仓皇西奔了的悲剧。但也正是如此残忍的描述，成就了杜诗内容上忧愤深广，形式上波澜老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尼采说古希腊人用艺术来实现崇高，以克服生命的可怕。而杜甫则用艺术来实现了沉郁，以克服生命的苦难。

　不可否认，现实主义的诗作，尤其是沉郁的现实主义的诗作虽然“以逼写见真”,但“苦于逼肖”,从而迷失了诗性,使诗歌“士气大损”。王夫之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为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仿之(指《上山采蘼芜》)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同时，杜甫《三吏》等现实主义体裁的诗作与 “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是不相一致的。

综上所述，通过《三吏》创作背景、内在联系和“真善美”的分析，笔者认为，杜甫在《三吏》虽然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同时反映出杜甫个人的历史局限和不完美个人品质，同时由于现实主义体裁作品的本身的原因，《三吏》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不是完美的作品。

参考书目：

1、《资治通鉴》司马光

2、《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杜佑

3、《略论杜甫对待人民的态度》赖长扬

4、《李白与杜甫》郭沬若

5、《杜诗镜铨》杨伦

6、《杜臆》 王嗣爽

7、《杜诗详注》仇兆鳌

8、《唐诗评选》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