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城一个面临大街的考点，从早晨就开始静了街，原来摆在街面的摊位全部撤离，休息三天。所有过往的车辆禁止鸣喇叭。学校周围的施工单位改成了晚上作业。学校接送考生的大轿车，由警车鸣笛开道，不再管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路畅通无阻。

今日上网，从新闻中看到，北京对监考老师的穿着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要求监考老师不能衣着太暴露，不能喷洒气味过浓的香水，不得穿发出响声的高跟鞋，要穿平底鞋或软底鞋等等。巨细毕究，足见整个社会对高考的重视，对考生的厚爱。

忽然间，觉得这些考生真幸福！也好生羡慕。

我的高考是在二十四年前的七月。七月似火，那是北方农家龙口夺食抢收小麦的时节。

那时，我就读于故乡一所市重点高中的文科班，一直住校。高考前一周学校放假五天，为了让学生彻底放松，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回家。

带着所有的复习资料，在晨曦中推开自己家的院门。那只久违了的黑狗，忽地窜到了我的面前，抬起前腿似乎想来个拥抱。母亲端着一盆猪食正走向猪圈，父亲蹲在枣树下的那块石头旁，抡圆胳膊，蘸着水，“呼哧，呼哧”地磨着手中的镰刀，还不时地停下来用手指试着刀刃是否足够锋利。

母亲迅即把猪食倒进了石槽，再也顾不得呵斥那头抢食的大花猪，就急急忙忙地过来帮我卸自行车后架上沉重的书包。随后，又钻进厨房，给我弄吃的去了。父亲，看着躺在地上的那几把雪亮的镰刀，长长地吸了两口烟，笑着对我说：“回来得正好，和爹一起去割麦子。”

骄阳如火，一望无际的麦田翻滚着层层热浪。金黄的麦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一波一波金色的光亮。父亲的镰刀在麦垅间挥舞成一条条银白色的弧线。汗水顺着父亲褐色的脸庞流到黑褐色的胸膛和脊梁上，弯弯曲曲，汇成了一条条奔流不息的小溪。母亲跟在父亲的身旁，镰刀割刈麦秸的声音，清脆悦耳。我弓着身子，一把将麦子拢到自己的怀里，镰刀过处，留下了齐刷刷的麦茬。

每割完一块田，父亲就将割倒的麦子，一捆一捆地扎好，装满马车，把马鞭甩得格外响亮。平坦的麦场上，眨眼间，就垛出了一座座的麦山。脱粒机昼夜轰鸣着。鼓满风的扇车，扬着人们丰收的喜悦。

深夜，我用打满血泡的手，翻开了一叠叠复习资料。母亲用冷水湿过的毛巾，敷着我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红肿的肩头。随后，又小心谨慎地用针挑破我手心里的血泡，顺着针眼，把在酒中浸过的头发穿了进去。母亲一边鼓着腮帮子轻轻地吹着我的手心，一边疼惜地说：“明天不用你去割了，那不是我娃干的活。听妈的话，你在家里做饭，好好复习功课，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只要我娃考上大学，就永远不要遭这份罪。”

我把手抽了回来，挪动了一下酸痛不已的身子，轻描淡写地和母亲说：“不碍事的，我复习得差不多了，不在乎这几天的。”

接下来的三天，父母亲最终没让我再去割麦。我就在家里看书、做饭、喂猪、翻晒麦子。下午凉快的时候，把熬出来的绿豆米汤送到地里。

收割过的田野，象裸露的肌肤，被太阳曝晒得裂开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口子，就如同张大的嘴巴，不知在向天空索要着什么。

但我知道，我自己索要的是跳出农门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五天的假期，在火热的麦收中度过了。五天中，母亲都未能来得及给我做顿我喜欢吃的饭菜。临行前，母亲给我煮了十几颗茶蛋。连同十元钱，一边往我书包里塞着，一边叮嘱：买的吃上几瓶罐头，不要上火，考试别紧张，要细心……

七月七日，班主任老师把我们送进了考场。考场外，再没有别的人。

我用那双刚刚割过麦子的手，答完了所有的试卷。

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来的时候，我正锄着麦地里回茬的绿豆。村中央的高音喇叭，连续喊了十几遍：“***，来拿你的录取通知书。”当听到第一声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仔细听过几遍后，我猛地将手中的小锄抛向了空中，热泪盈眶地放声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那声音在田野里久久回荡。

那年高考，我走出了养育了自己十七年的村庄，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