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在中国商业史和世界商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而祁县乔家作为晋商中显赫的一族，从清代乾隆初年创业，经过几代人的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凭借包头这块发祥地，进而垄断操纵了内蒙市场，并陆续将商业字号扩展至平、津、东北、直到长江流域，且独领风骚二百余年。留下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佳话。

 
    今日，我们通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再次重温乔氏这段经商历史，不难看出，明清时期山西商人所独有的晋商精神。

    山西商人经过宋元的经营，在明代崛起，鼎盛于清代，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地方商帮。史书中记载：“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富户，百十万资产者，不一而足”。山西成为海内首富，山西商人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除了有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等客观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主观因素，山西商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严格地讲，应该是“晋商精神”。晋商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纵观《乔家大院》，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 以商为上，开拓进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为尊，商为卑”、“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但是，山西商人看到，为官并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尽管做官可以光祖耀宗成为世家，但大多数人民仍处在贫困之中。因此，他们抛弃了入仕的思想，走出一条经商致富的道路，从而在山西形成了崇商的理念。

     乔家经商的创始人，是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因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万般无奈，于乾隆初年孤身一人背井离乡走西口。在包头先当店员，后与同乡合伙开设铺面，发展为客货栈——广盛公字号。二人苦心经营，生意兴隆，财运亨通。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继承父业，将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以经营油酒米面为主，兼营当铺、钱铺等业务，成为包头市面上的头号大买卖，为乔家的百年事业铺就了一块不错的基石。是乔致庸将乔家推向了全盛时期。他青年时曾中了秀才，想以儒术光耀门第，靠读书来求取功名。但因家业无人主持，便决心继承祖业，弃儒经商。他依托复字号，向国内各大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南至广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哈尔滨都有他们的分号，号称“汇通天下”。清光绪至民国初年，是乔致庸的极盛时期，既有“复字号”称雄包头乃至内蒙古市场，要有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活跃于全国水陆码头，商业、金融业双管齐下，同时并举，相得益彰。当时，乔致庸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茶庄、粮店等商业字号200多处，拥有数千万两的资产。

     乔致庸能将乔家推向极盛时期，这与他锐意进取、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跟着驼帮走戈壁，到沙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不顾个人安危，南到武夷山，北到恰克图，为实现货通南北，汇通天下，奋斗了一生。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了山西商人的“以商为上”，艰苦奋斗的本质。

    二、 尊才重德，知人善用
    经商之道，首重人才。乔家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善周密的用人制度。在对待总号经理、分号掌柜等骨干人选时，更是深谋远虑，独具匠心。乔致庸在用人时，以德才兼备为主要条件。而且一经任用，就委以全权，让其放心大胆干事。经理既受财东的信赖尊重，又责、权、利于一身，无不努力奋发，以报知遇之恩。大德恒、大德通之所以能成为票号界的佼佼者，主要原因，是得力于阎维藩、高钰等目光远大善于运筹帷幄的商业人才。当时，阎维藩是被平遥票号“处分”的人物，可是乔致庸认为他有胆有识，敢作敢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派其子专程前往在途中迎接。礼聘他为大德恒票号的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维藩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总揽号事26年之久。为乔致庸解危分忧，使大德恒票号获益匪浅。可以说为乔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刻苦勤奋，诚信敬业
    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已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可见，敬是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山西商人把商与士农工看得同等重要，甚至高于后者，这在封建社会确实难能可贵。

    乔致庸弃儒经商，不论干什么都要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不指手画脚，不图安逸。从包头回来，一路千辛万苦，疲劳过度。他看望了嫂子等人后，连妻子也顾不上瞧一眼，就一头倒在书房，睡到大天亮。“大丈夫志存高远”，他跟着驼队，千里走沙漠。他几次坐监，所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体现了一个大丈夫的气概。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有无信不立”。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乔致庸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他把诚信的大牌子挂到他家商店的大门口，以告诉大家，乔家经商诚实守信、以义制利、恪守诺言。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即责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瑕的好油。虽然商号蒙受了损失，但信誉昭著，商业更加繁盛。

    四、 克勤克俭，奖惩分明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一点在晋商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与乔家始祖乔贵发一起在包头经商的合伙人秦某，因为发迹后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剩下秦家的一厘二毫五。与之相反，乔家发迹以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象样的四合院。在买卖兴隆的时候，他把赚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

    乔致庸更是治家严谨，将《朱子治家格言》定为儿孙启蒙的必修课，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来告诫儿孙，注重节俭，绝不能奢侈浪费，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亲自制定了严明的家法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用以约束子弟，使得乔家长盛不衰二百余年。

    做生意有赔有赚，在赔钱时乔氏商业不急不燥，坦然应对；生意红火了也不大喜过望，反而制定出一套确保百年基业的规章制度。乔氏商业的号规制度周密严谨，对上自总经理，下至小伙友都提出了详尽的基本素质要求。赏罚分明，任人唯贤，破格使用，明确地写于号规之中，具体反映在身股加厘上。所有职工，一律量才使用，凡做事出色的，便会受到表彰重用。而且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这样，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若有违反号规之事，则通知引荐人将人领走，严重的要株连引荐人，因而人人敬畏，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乔家信誉卓著，社会地位很高，人们都以能在乔氏商号做事为荣。这与他们克勤克俭、奖惩分明的经营之道是分不开的。

    五、 维系团结，同舟共济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了相互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了大大小小“同舟共济”的商帮群体。他们之间团结合作，互帮互靠，对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都要多方支持，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款，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资本雄厚，财大气粗，广义恒绒毛店借复盛公银元5万块，仅以数千元的房地产抵偿了事。
乔致庸的哥哥和邱家因做霸盘生意失败后，一病不起，而乔致庸在商战中得胜后，主动到邱家讲和，显示出乔致庸海纳百川的胸怀。

     六、 关心社稷，达济天下
     乔致庸是商人，更是儒商。因为他还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晚清，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当他听说洋人要霸占山西采矿业时，乔致庸义不容辞地拿出银票交与侄儿，挽救山西矿业。

     乔致庸的名字，取“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之义，堂名定为“在中堂”。的确人如其名，他坚信中庸之道，待人随和，处世圆通，颇多善举，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三年，天遭大汗，寸草不生。当时，在中堂开仓赈济，并在乔家堡村的大街上开设粥棚，施舍粥饭，救济灾民。

     乔致庸发财后，时刻惦记着百姓的困苦，经常为百姓做好事。如修水渠，建学校等。每逢过年过节，他还挨门挨户给百姓送肉送面，让百姓高高兴兴地过好节日。受到了当地百姓的传颂。

     驼铃古道，船行江海，商号林立，乔致庸将晋商的招牌打出了山西，打遍了全国，直至走向了世界，让后人景仰。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利希霍芬曾说：“世界上有两个公认为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而晋商作为中国商人的典范，有其独有的精神。那就是在几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形成的以“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利义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为主要核心的“晋商精神”。这是晋商取得成功，走向事业辉煌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我们后人们认真思索和学习借鉴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