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五四”运动以前，执政者以中央名义颁发过《小学校令》和《国民学校令》之类的教育命令，规定各县应大力开办高等小学校和国民学校。东流、秋浦两县，小学数量极少。据1918年的调查统计，高等小学校仅有三所，即东流县立高等小学校（由菊江高等小学堂改称），东流第三区立高等小学校（由晋阳乡两等学堂改称）和秋浦县立高等小学校（由南门岭高等小学堂改称）三所高小，有学生127人；初级小学校（国民学校）有6所，即东流县立城区国民学校、秋浦县城区第一国民学校、第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第六区国民学校，第七区国民学校。6所初小有学生80余人。其中东流县立高小有两个班，46名学生；秋浦县立高小有3个班，70名学生。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政治的革新，新思潮的影响，新学制的颁布和学成归来的有识之士的倡导，以及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兵的赞助，两县的小学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29年秋浦县有公立小学12所（其中高小2所），在校小学生672人（其中女生141人），教职工40人。东流县有公立小学8所，在校小学生355人，教职工24人。到1931年两县小学教育达到抗战前最高水平，两县计有县、区立小学43所，在校小学生1400余人，教职工90人。按县境面积计算，每一百平方公里之内约有1所公立小学；按人口计算，每100人中约有1名小学生。

抗日战争初期，两县小学几乎全部停办，仅在地处深山密林的葛公姚黄、官港金家村办起两所小学。一是至德县难民儿童教养所，一为临时小学。前者系许世英主持的中央赈济委员会下属第三救济处所开设，专收沦陷地区的难民儿童，且教且养；后者是安徽省教育厅拨款开办的26所临时小学中的1所。除此，日伪在其占领的东流和大渡口镇复办两所小学，进行奴化教育。少数山区乡、乡保的国民小学，在战局稍为平稳以后，勉强复学，但时教时停。据1948年统计，两县有乡镇中心小学10所，44个班级；有保国民学校35所，46个班级。 

除上述县立、区立的小学外，尚值得一提的是省立大渡口小学，这所学校原系省立第一小学。1928年由省教育厅委派张博夫（桐城人）筹建，1929年正式招生，收学生44人，分两班教学。后省厅拨给经费21万余元，兴建长廊教室数十间，规模渐次扩大。抗日战争以后，该校由东流县接办。此期，为弥补经费不足，当局亦允许私人办学，据1929年统计，秋浦县共有私立初级小学14所，28个班级，学生412人。这些小学规模不大，一般只有一两个班级。在秋浦县私立小学中，最有起色的是周馥的后裔周志俊等在梅城南郊敬慈善堂内开办的私立敬慈小学。东流县私立小学以章大光创办的私立大同小学为发端。章大光系章家村一名富绅，毕业于安徽法政专门学校预科班，曾任浙江仙居县教育兼实业科主任。1920年辞职回籍，视乡里教育落后，即捐银洋200元，在第四区大同保大公馆内创办私立大同小学；次年又捐银320余元在姜坝、檀家村及两塘汊等乡村开设私立小学3所。为解决学校常年经费，章大光又在同乡绅筹划在鱼湖、公馆产业内，提拨专款，充做办学经费。因章大光捐资兴学有功，经学董计祖述、何金寿、张一隅等呈报实情，安徽省教育厅按1914年教育部颁行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援例给奖，授银色一等褒章一座，执照一幅嘉奖令一纸。私立大同小学创办后，规模较大，房舍轩敞，教学也比较正规。 

东至县创办较早的另一所私立小学是第三区的白笏章氏大兴小学。这是一所族办小学，由章煦东（抗日壮士，牺牲于1932年上海沪东保卫战）等倡议，于1925年正式开办，招收章姓子弟入学读书。因经费充裕，学校设备较为齐全，教室设在“章氏宗祠”东西各祠内。祠内有操场，场地上置有秋千、木马、单杠、滑梯等多种体育器械，在校任教者多为省城师范专业或其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教授形式亦仿新式学校的方法。1928年前后，省、县视学在视察后，曾称道其“稍有成绩”。

这些私立小学，在抗日战争中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抗战胜利后，陆续复办，虽有少数小学为县政府接收，改为公立，但大多数仍属个人捐钱或同族集资而开办的。私立小学校班级少，学生不多，教学不尽合法，不过均能使用新编教材，开设语、算、音、体各科。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公立小学寥寥无几，而这些私立小学的创立，对广大农村的启蒙教育的确起过一定的作用。除了上述公办、私立的小学校以外，县内初等教育机构尚有私塾，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是颇为壮观的。1928年秋浦县官方统计，全县私塾51所，在校儿童约1500名。其数量是同期公立、私立小学的两倍多。形成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经济落后，教育经费奇缺，无力开办小学来满足城乡农商子女读书入学的要求；其二是，私塾的开设比较简便，只须租借一间小屋，学童自备课桌凳，再加上印刷质量不高的一本启蒙课本，即可开学授业；其三，由于旧有的信仰习惯的影响，把塾师们那种死读书的教法视为“正统”。

乡间私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普及文化知识上起过积极作用，但这些私塾，教材陈腐，教法落后。在新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也曾积极改良私塾。1909年建德县南门岭高等小学堂曾设立师范传习所，召集乡里寒儒，授以新教育，学习三个月，分赴乡村，担任塾师。当局也深感“塾师未经检定，内容陈腐异常”，亟需改造。1920年，安徽省教育厅设立“私塾改良总会”，督办各县改造私塾工作。以后连连发出私塾改良的指令。东流、至德两县的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过一点相应的改造私塾措施，如在1932年前后，东流县开设过师资养成所，对中、青年塾师进行培训。结业后，有的到国民保小教书，有的仍回私塾。不过这些绵薄的努力对于数以百计的陈旧私塾，并未发生多少改良的作用。直至1948年，私塾里仍然摆着孔夫子的牌位，学生仍然读着充满“之乎者也”字样的文章。

在众多的塾师中，比较先进或开明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为生计而开设塾馆。尽管“束修”微薄，但仍能辛苦授业。有不少人，由塾师转任正式小学教员。从民国前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数十年间，东流、至德两县较为知名的塾师如冯锦文（张溪雁塔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受教于本村名儒冯定章（即仙槎老人），后在乡村担任塾师多年，1917年受聘入东流县第三区高等小学校（前身晋阳乡两等小学堂），1918年在校长任职期间，忠于职守，勤恳教学。1923年调任东流县高等小学校任校长。刘秉政，至德县昭潭东胜人，1929年以前，在乡间担任塾师多年。1930年秋，任秋浦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训育主任兼任教师，思想开朗，学识渊博。赵武龄，东流城内人，抗日战争前后，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46年回乡，1947年在家里开设塾馆，使用新式教材，采用开通的教法，也算是建国前最后一批塾师中的进步者，颇受城内商民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