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读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感受至深。该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虽然在军事上是战败国，但是这并没有令美国人小瞧这个国家。相反，美国人对日本的文化还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试图从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为突破口，为接下来制定对日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就这样，一个由美国军方资助学者对日本文化展开全方位研究的活动兴起，《菊与刀》便是该项研究的成果之一。

该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文化分析中提出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很是耐人寻味。本尼迪克特把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定义为“罪感文化”，把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定义为“耻感文化”。（[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22页）显而易见，无论是罪感文化，还是耻感文化，它们在出发点和终极指向方面都是指向“劝人向善”，主张建构“善”的社会。人一旦违背了那个善的“道德标准”，便会使自己产生一种心灵上的不安、懊悔、羞耻和罪恶的感觉，而解脱这种不安、懊悔、羞耻和罪恶感的唯一途径就是避免今后再次犯同样的过错和罪恶。

不过，上述两种文化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前者来说，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同上书，第223页）这样说来，在罪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是一种来自人的心灵深处的自发和自主的力量。而“耻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则是一种从外部促醒和推动的力量。与“罪感文化”的自主性相比，“耻感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受动性。“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同上书，第222—223页）

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自然也就有了与之相匹配的两种社会景观。本尼迪克特认为，在“罪感文化”下，人们往往习惯于忏悔，在这样的文化下，我们经常地会看到一种忏悔的社会景观。而在“耻感文化”中，人们对过错的羞耻感的程度往往取决于舆论的压力使然，在这种文化下，我们会经常地看到一种“评头论足”的社会景观。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社会中对别人有意或无意地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的兴盛成为一种文化景观其存在的价值了。从“耻感文化”的角度看，这并不是没有道理，它总是能够给人制造一些“耻感”的压力来，使其产生一种因耻感而生的善意和善行。从这种文化推及中国文化，我们不难想象，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天生地为人们所鄙视的现象，那就是“长嘴舌”、“偷窥病”“传播不实消息”等。这些现象如果放到“耻感文化”下来看待，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常言说，“人言可畏”，其实，不是“人言可畏”这句话有问题，而是因为很多人不能够从他人言中发现一种规避自己言行的善的意愿，没有发现自己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因为存在人们是否认同而将面临着“善的标准”的权衡。换言之，人没有把这种文化视为一种激励的环境、提升人品的舆论，所以，才容易成为这种文化的牺牲品。

既然“耻感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外在的舆论压力对人的影响，按照国人的“智慧”，要想逃避舆论的压力，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让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完事了。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传统文化中早就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格言，更何况在今天的社会开放程度如此之高、科技发展如此之迅速的情况下，现代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隐私”实在是一种幻觉。更何况，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来就不缺少那些乐于制造“小道消息”、“爆炸新闻”、“生活偷窥”的恶意炒作的“小人”。因此，在“耻感文化”中，人们是很难有个人隐私的，原因很简单，“耻感文化”与“窥视他人隐私”的文化兴趣形影相随、难舍难分。

但是，国人还是很善于心机的。有些人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做坏事，而一旦做出坏事之后，总是想方设法去隐瞒、隐藏、掩盖、甚至粉饰自己的恶行。近年来，迷信之风盛行，人们总是看到很多旅游景点香火越烧越旺，前来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其实，很多人在那里拜佛，可心里或许总是想着自己的恶性怎样才不能暴露，祈求菩萨保佑自己。不过，从表面看上去，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祈祷似乎能够使自己逃避舆论的压力，但是，实际上，这种祈求的保佑仍然会使自己永远地陷入一种“罪感文化”的不幸之中。所以，人看似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源于自己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