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德”与“法制”之辩

易中天说了半天，在道德与法制的问题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社会规范应该有两种，一种是道德，一种是法律。它们也应该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

这个结论，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片面的结论。底线是人心的底线，顾忌是外部加之的压力，没错。但是，人的底线和顾忌却是分成两部分的，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害怕自己失去公信力，失去“好人”、“正常人”的身份，不再获得别人的认同。另一个，才是法律制裁的顾忌，这是人身自由的丧失和物质权利的限制。

换句话说：道德诛心、法律诛身。道德管心理底线，法律管理身理底线；道德管精神顾忌，法律管物质顾忌。

一个人想做坏事，在内部压力上，除了考虑自己的道德底线以外，也会考虑法律底线：是治安拘留还是刑事拘留？要是后者，将来出社会就麻烦，找不到工作了。所以，法律会与道德一起，帮助他给自己划一个行为底线。而另一方面，外部的顾忌除了怕法律制裁，失去人身自由和造成经济损失外，他也会担心道德形象的失去。比如：盗窃罪和强奸罪，将来在别人心目中的评价是不同的，就算是进了班房，牢头们对他的处理手法都不同。据说，犯强奸罪的人是最令人痛恨、瞧不起的，被打也是最多的。所以，道德也会给予他外部的顾忌。

这一点弄明白了，才有可能对道德、法制的国家管理作用形成正确的认识。

中国古人崇尚以德治国，并没有否定法制的作用。易中天说的中国古人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实行‘德治’”，显然是胡说八道！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说出这样明显错误和不负责任的话，就难以原谅了。如果古人真是否定刑律的作用的，那法家何以成言？秦皇何以成事？此说显然荒唐！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也只是按下“以法治国”的浅显道理不表，而特别指明以德治国的作用不可忽视而已。

是以德治国好，还是以法治国好？易中天偏向于以法治国好，因为他说道德不涉及切身利益的惩罚，所以效果不大。同时，他主张的法，还不是古人刑律的观念，而是现代的法律。

我首先不是很清楚，何谓现代的法律？我看，法律的主体功能，始终是刑律，是惩恶的公器，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再有改变，也是极小的变化而已，甚至只是语言和量刑的变化而已。

易中天说中国的德育进行了几千年，并没有建立君子之国，反而出现一大批伪君子，这是事实。但是，出现伪君子非但不能说是德育的失败，反而是其成功的表现之一。试想，如果没有德育，那就连伪君子也没有，全是真小人了，岂不是更可怕吗。秦始皇时代，“民闻战而相贺”，其法律不可谓不细，却民风嗜杀、嗜利，导致二世而亡。而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德育，虽不能使人人皆尽尧舜，可总是培养出很多君子的。你易中天不就算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君子之一吗？所以，社会的整体风气、道德水平，中国古人堪称领世界之先。文明之国、礼仪之邦，彬彬君子多矣。

还是子曰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与刑、德与礼，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但就社会教育功能而言，道德力量有其不可被替代的重大作用。

所以，争论“以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名相上的区别。实际上，法和德都要。而且，深入一点说：易中天批评古人的法不是今天的法，其实是他看书不仔细，没领会清楚。儒家的法，也就是今天的法的概念啊，包括了政治理念和刑律在内的。而德呢，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与细则的礼行相配合的。《中庸》说：“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就算一个人仍存恶习，如果他能贯彻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就是一个有利益社会的人了。好比易中行举的“非典型性腐败”，其实送金鼠已属“非礼”，何况金牛呢？所以还是世人礼乐崩坏导致的“以德治国”的扭曲和变形而已。换个角度，以法治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吗？一样有。

综上，就“以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的问题，我的结论很清楚，应该二者相辅共行。实际上，真正的儒家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后人理解片面了。另外，法=政+刑；德=德+礼。任何一方执行的变形、走样，都会导致混乱和不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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