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这本是件令人赏心悦目的好事，却偏有“爱国者”以之为耻，并责骂武汉大学的师生“无耻”、“卖国”。我想，樱花开了能上升到爱国与卖国的高度，也只有经过“十年文革”锻炼的中国人有这样高的上纲上线的本事。

这里我想先说一个故事。战国时期，秦强而其他六国弱，为完成统一中国的霸业，秦国采纳了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打通函谷关，企图消灭近邻的韩国。就在韩国面临灭亡的时刻，他们派出了水工郑国，到秦国去说服秦的统治者兴修水利，他们想让秦国征调大量劳力修渠而无暇发动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疲秦之计”。韩国的建议与吕不韦急于为秦国建功立业的想法不谋而合，把韩国赖以救命的“疲秦计”当成可以使秦国复国强兵、实现大统一的一招好棋，于是就在当年，秦国即组织力量开始修建郑国渠。

可就在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刻，秦国识破了这条“疲秦之计”，于是秦国的权贵怂恿秦王（当时吕不违已经被免职，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候）下令，驱逐秦国以外的人出境，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当中有一位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他为了能留在秦国发展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谏逐客书》，现摘录几段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yǐng），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tuó）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jué tí）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这篇文章写得真好，那个不断被现代人诅咒为“暴君”、专制的秦王听取了李斯的建议，不再放逐他国公民，而郑国渠也得以最终竣工，与都江堰一南一北相呼应，将曾经泛滥成灾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成为秦国统一时的大粮仓，“疲秦之计”转成“强秦之计”矣。直至今日，成都平原仍赖郑国渠之功，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好了，我们回头看看今天某些爱国者的嘴脸吧。抵制日货连合资产品也要诋毁，这不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吗？中国政府之所以利用外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军啊。恨日本就连樱花、料理都不吃了，那么日本人睡觉、吃饭，你是不是就不睡、不吃饭了？游行的时候见日本人就打，见日本车就砸，那跟秦国狭隘的逐客心态有什么两样？中国近代的贫困落后，原因之一就是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清代高官曾评价外国人发育不全，所以不能屈膝下跪，清历代统治者都曾为固守落后而大肆诋毁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致使国力日弱，民智昏聩。现在的中国，难道还要回到夜郎自大的晚清时代吗？

中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的文化向来是不排斥其他优秀文化的，它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善于吸纳一切优秀的技术、经验、文化、产品，善于融会贯通他国所长而为自己所用。历史上的那些“专制”、“封建”和不断被现代人嘲笑的君王，为我们引进了胡椒、大宛马、西红柿、奶茶，引进了罗马建筑风格、各种风格和材料的家具、毡子、镜子等日用品，引进了佛教、基督教、回教、西洋历……我们的生活能离开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吗？现在，连那些所谓“爱国者”敲打的键盘和电脑，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他们是否仍坚持使用毛笔写信而不使用手机通讯呢？多么弱智而可笑的逻辑。我们可以肯定说，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全人类永恒的活动之一。

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强国，首先就应该成为世界的中国。我们完全应该去欣赏樱花之美、清酒之芬、料理之味，甚至应该懂得去欣赏日本女人的风情，当然也应该学习松下、索尼、东芝的各种先进技术，引进它们的优秀产品、强大的资本、出色的管理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否则你就不配成为世界的中国。正如秦国若不能吸纳六国的人才、动用六国的资源，它就不配统一中国一样。

是“爱国”还是“害国”，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的重要问题。爱国幼稚病，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