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发表于《心理月刊》杂志

好朋友常年做编辑工作，不觉养成了说“字儿话”的毛病，依赖书面用语描述事物。比如，她会兴奋地对我说：“我在南锣鼓巷看到了那种宝蓝色、有三条平行白杠的衣服，特怀旧。”我没听懂。她补充：“就是咱们小时候运动会穿的、跟白球鞋搭配的运动服啊！”我回过神：“大姐，那叫‘蓝白条’”。

去她家做客，听到她这样指挥保姆：“把那玫瑰色的垫子换洗吧。”仿佛按了暂停键，保姆忙碌的身形停滞、茫然。我赶紧翻译：“红的。” 于是劳动又得以“演播”下去。我于是挖苦她一句：“请运用白话文。”过了一会儿，又听她滔滔不绝地教育保姆，长达五分钟的一篇演说，中心思想是鸡蛋如果煮得太久，蛋白质就会损失掉。尽管她背书般地运用了许多营养学名词，但最后真正使保姆领会的，还是一句：“我爱吃生点儿的，别煮老了。”她颓然。她家保姆也颓然。

这种“不说白话”，倒不能完全被扣上“文化优越感”的帽子，毕竟也有职业病的因素。但或多或少，优越感肯定是存在的，否则不会这么忽略听者容易领会的语境。看来，说话多不代表善于沟通；词汇准确也不代表善于沟通；让对方听懂了，才是善于沟通。善于沟通的人，有本事测定双方共同的“带宽”，以便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不善于沟通的人，只管尽情“一吐为快”，至少在说话这件事上，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很多情况下，这其实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找工作面试的人，几乎都会快速找到雇主爱听的语境。而老板对属下，则不太在乎去反向地适应，正如我那朋友之于保姆。但是如果太强人所难，直接被影响的，其实是工作效率，老板就得为自己霸道的语境付出代价。所以，最好说白话。

第二种不说“白话”的，属于“术语派”。越有权威、越有话语权的人，也就越有权不说“白话”。比如在医院，经常看见众多我国人民莫名奇妙地花费了大笔挂号费、检查费、药费、住院费，然后皱着眉头努力诠释诊断书的意思，知道自己肯定是病了，但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原因何在？医生们越来越多地用术语交流，懒得对病人解释。术语在此成了壁垒，“白话阶层”的病人，只能望病例上的中国字而兴叹、听医生说的普通话而揣测。而那些肯稍微花一点时间给病人做些浅显解释的医生，就会被标榜为医德出众的典范，标准不高，白话即可。

第三种不说“白话”的表现，是“掉书袋”。我曾经与某文艺女青年聊天，每问她一个问题，她都沉思片刻，然后引用一位名人写过的句子来表态。如果想不出，就退而求其次，引用著名或者不著名的电影角色的台词。真佩服她旁征博引的能力，总能找着别人替她说话。同时我也偷偷地猜想，她肯定是下过一个伟大的决心，就是这辈子坚决不为这个世界带来一句新的话。真环保！我暗自把一个新创的“北京英文”词送给她：Zhuangbility。

曾经在某著名精英周报上看到过一篇关于“憨豆先生”的扮演者罗温-艾金森引退的报道。作者很是抒情，每列举一条“憨豆先生”的人格品质，就引用一句卡夫卡的文字来加以讴歌。如此排列五大段，两千多字。终于忍到了最后的总结，还是“张爱玲说：。。。。。。”整篇读下来，给人的印象就是卡夫卡一通猛夸“憨豆先生”，不过瘾，最后还请张爱玲帮衬。作者自己全无态度，只顾断章取义地引用。不自信至如此，倒有勇气署名。不说自己的话，还不如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