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行的《骆新发言》，都要求我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今天最重要的新闻？
从这个角度上看，下午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除了表决通过《反洗钱法》等一系列法律、决定的同时，以143票赞同、2票弃权宣告通过的《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无疑就是最大的亮点！这个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正案，把《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所有关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人，都会明白这个29个字的意义：因为这是23年来，中国对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改革。
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死刑核准，则是保障法律适用和司法程序正当的重要环节，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与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死刑复核制度”，曾经多次发生过变动。195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虽然在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但后来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都延缓了这一规定的落实。到了1983年，全国大规模“严打”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纸决定，再次使得死刑核准，由最高法院认为“在必要时”，可授权给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后来法律决定几经修改，一直都没有彻底改变、死刑由最高法和地方高法“双轨制”核准的现实！
应该说，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在2005年。随着聂树斌、藤善兴等一系列典型案件的发生，“枪下留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也是在这一年，最高法院发布的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行使”。于是我们终于在今年9月29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正案（草案）》这一幕。
什么样的犯罪，才能被判处死刑？这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不过，“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却是中国民间社会，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普遍理解。死刑，经常被当成一把“尚方宝剑”，人们希望它能“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但这种过于义愤化的理解，也会对法院的量刑产生巨大影响，它的“迅速解决的效率”，更会给当今社会，某些司法腐败和权力干扰以可乘之机。随着国家对保护人权的重视，这种轻易就能执行死刑的势头，难免被许多人称之为“制度性懒惰”。我们需要死刑，作为罪与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绝不能容忍错误的判决，这不仅牵涉到生命的尊严，更牵涉到法律保障程序正义的底线！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话说，把死刑复核和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分开，从原来的一个程序，变成两个程序，是防止冤错案发生的重要程序性环节，也是“给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多一次在庭上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这样一来，死刑的数量肯定要减少很多！但对人权的尊重，其意义远远大于死刑对犯罪的震慑！
那么，死刑核准权是不是地方高法不愿意放弃的权力呢？也不是！要知道这项法律的修正，就是源于大量地方法院的争取，这也是司法者对法律应有的严肃态度！现在的疑惑是，死刑核准权上交之后，最高法院会不会从统盘考虑全国司法环境的地位，瞬间转变成一个被大量复核案件纠缠在操作层面的机构，它的运行效率会不会降低？因为由各省高级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占全部核准案件的90%。收回死刑核准权后，以过去的死刑案件计算，最高院的工作量将增加9倍，高院的人员成本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我相信中国刑事司法，正从片面强调实体正义，逐步转向程序正义！我们为此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只能是执法者的智慧和辛苦，而绝不能由全社会的信心来负担！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