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全球第一个艾滋病的病例在美国被发现，到现在，被这种称为“HIV病毒”所击中的人群，几乎已蔓延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且，有将近5000万的患者和病毒携带者，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占多少呢？我拿到的一份5年前的数据表明，那会儿已经接近100万了，而且当时官员们就说过，如果再不加以有效控制，8年后，这个数字将是1000万。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真实面对：我们距离艾滋病，还有多远？
五天前——10月11日，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公开组织了一次预防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份“好心”，竟惹来舆论一片哗然。原因很简单：这次接受公开“防艾培训”的，竟然是一批“小姐”。或许我不该这样叫，毕竟“小姐”这个称谓，不意谓着一定都是干那事儿的，那就用疾病控制的专业术语吧，这些人均被称作“CSW——女性性工作者”。借用当地媒体新闻稿的说法：哈尔滨市有50多名CSW，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下。在公开身份、公开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
整个活动花了两个多小时，据说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友好，把前来接受培训的人称作“姐妹们”，还给她们留了电话，表示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络。但就这件事，导致了很多市民的不理解：既然中国法律严格禁止卖淫嫖娼，公安局成天“扫黄”，你现在给这些“小姐”搞培训，不就等于说“承认色情服务”了吗？这不是对违法行为的默许吗？据说当地警方，也有人表示：这种“创新”，实在不能接受。
公安部门认为：你既然知道她们CSW的身份，也了解她们在从事不合法的交易，干嘛不举报呢？可卫生部门则认为：放弃对这些人的干预，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呢！关心CSW的健康，并不等于我们就认同她们的行为合法啊！可是，我们一旦举报了，那以后这种干预工作还怎么做呢？于是，卫生与公安两个部门的职责矛盾就出现了。据说南方有个城市，就是这样——卫生部门的人，正在给吸毒人员做干预治疗，公安局的人就突然闯进来，把人给带走了。这样的法律尴尬，再一次出现在预防艾滋病的过程中。究竟让人们何去何从呢？
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对此所做的评论是：“防艾培训，是一个现实的次优选择”。大意上是说，不管是为卫生方面的行为干预，还是公安方面的打黄灭毒，都是在恪尽自己的职责，因为部门不同，功能也各有侧重，但没有任何特征表明：娱乐场所的性交易，就此“合法化”的意思！至少，疾控中心和公安局的目标，起码都是一致的：减少犯罪，把伤害程度降到最低。
那很多人就要问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越来越多的“卖淫嫖娼”，反正管也管不住，那么，与其严打，不如把阵地后移一些，给性工作者一些培训，一些劝诫？如果这是“次优选择”，那“最优选择”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一味强调“次优”和“最优”，会把人引入歧途！关键是，就算有人承认自己是CSW，公安能随便就把她抓起来吗？不能，因为还要有违法行为发生的现实证据！所以，公安局没有任何理由对卫生部门的干预行为质疑，认为是在拆自己的台，如果某个地区的卖淫嫖娼严重，肯定说明治安工作不到位，或者存在着更大的制度漏洞！而卫生部门，又干嘛一定要强调被培训的人，一定就是CSW呢？娱乐场所的从业人员多了，是女的，不一定都是“性工作者”啊！对广泛的高危人群的预防，不能过分追求“戴帽子”，这样做，也许很准确，但也太过于生硬！而且，行为干预离不开法律劝诫，更不可能取代司法惩治。至于市民们的怀疑，与其说是对司法制度的有所怀疑，不如说是对执法不严环境的失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艾培训，跟免费发放安全套是一个道理，非但不是阵脚后退的表现，恰恰是战线推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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