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在北京的七次危机

                       张卫东

昆腔来到北京期间也经历了几次生死轮回，这里只是把历史的客观因素说明，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文体逐渐白话，特别是一百多年以来的口语化代文字的写作方式，使得昆曲从根本上失去了最精致的广众群体，但是久衰而不亡的原因却是“文以载道，曲谱传承”，这是不同于艺人们创造的戏曲缘由，也是主流群体在于文人的特点，依然是中国古来礼乐文明的延续。

所谓“文以载道”是指它所用剧本皆出自文人之手，是把剧本文学内容放在第一位的，是不同于一般小文人或艺人依演技而作。而“曲谱传承”则是流传的演唱不能有自己创作腔调，完全依曲牌格律填词制曲，并用工尺谱记录传播，不是只以口传心授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完全是文人之曲。

昆曲在北京第一次危机就是江西的弋阳腔传入北京成为劲敌，但终因魏良辅的“水磨调”受北京人喜爱，昆腔再次成为主流声腔。

第二次是闯王李自成的“甲申之变”以及清军进京，使得昆腔虽在北京稳固扎根后因战乱频繁而不能繁荣。    

第三次就是此时传入的弋阳腔已成为北京的地方戏，始称“京高腔”或“京腔”，这是昆曲受到弋阳腔的第二次冲击。

第四次是在清代乾隆末年，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逐步兴起，北京也出现了乱弹、梆子以及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的徽、汉二调。

第五次是道光七年改南府为昇平署，裁撤了江南到京的全部昆曲教习和学生，并将其发回原籍使得北京没有众多艺术高超的昆曲艺人演绎传播。

第六次是咸丰十年的英法联军侵略北京，不仅因遭受战火实际上咸丰的国丧长达四年之久，留京的昆曲艺人颠沛流离，这时的太平天国控制江南使得北京的昆曲孤立无援，自此标志着昆曲在北京逐渐走向完全没落。

第七次是在光绪九年以后，这时西太后慈禧独自垂帘听政，从民间选入大量艺人入宫承应，使得素以昆腔为贵的宫廷也大唱地方戏曲，因而酿成从民间到皇宫满城皆能唱京剧的局面，标志着昆曲在北京的地位被京剧取而代之。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昆曲演唱标准已没有大众化的认可，而在近代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定制来约束昆腔演员的表演。 

                《千忠戮·草诏》三百年来在北京昆曲舞台形象从未易改

                       
                    张卫东饰方孝孺 （2006年摄）  郝振基饰方孝孺（1937年摄）

昆曲溯源际上进北京已经有500多年了，在此期间也曾几经兴衰而立于不败之地，皆是因当时儒家治国的封建社会体制所造成。具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们，他们创作的那些传奇文本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而后则是不受儒家以及封建社会的制约时代，昆曲的振兴也就自然无力回天，现仅凭剧作者或艺人是不能改变它衰亡的命运…… 

                                  （《昆曲在北京兴衰回眸》中节选2005年十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