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演员，也是剧作家和导演，他的戏剧生涯，算得上是一部台湾“小剧场”运动的活历史，赖声川说“因为他的存在，让这个虽不丰足也不辽阔的世界，变得有重量与格调。”他就是台湾剧场界“瑰宝级”戏骨金世杰。在寒冷的12月的北京，观众们又可以到剧院感受到些许心灵的温暖，它来自于，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场有关死亡、爱情、生命的对话——《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终于得以和金老师在这部戏开演之前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关于死亡、关于孤独、关于雅俗、关于戏剧和人生。采访中金老师透露了一个细节，他说自己在演这部戏之前都会有一个秘密仪式，那就是把他家孩子的照片偷偷从包里拿出来，不停地看着他们，对望中会产生一种能量，一个声音在脑海中不断闪现——活着真好，不能够失去他呀，这种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知道自己可以上台了，他即将要全心投入一个身患绝症的角色，他靠这些照片去贴近一个临终病人的心情，个中滋味或许只有了解了金老师更多的人生故事才能有更深的体会。

“孤独很重要”

许戈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思考死亡这个概念的呢？

金世杰：我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是个胆小的人，坐在床上脚会有一点想收起来，因为不知道床下会跑出什么东西来。黑的、看不见的地方，会吓自己。我从很小就感觉到人会死，想到我真的会死掉，我最亲爱的人他们会死掉，会永远没有了，这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太承受不起了，而且不甘愿，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样活着多冤啊，才不可以呢，我不相信，拒绝相信。这个念头会如影随形，不会随着我长大而消失，可能在某些年之间不出现了，过一些时候就又出现了。

许戈辉：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金世杰：它使我思考，使我对这个世界更多愁善感，使我对人这个东西比较同情，使我对生命或者是对艺术还是会努力追求，因为我不甘心，生命不可以这样白白过去。它是一种很抽象的冲动，想去做一些事情、触摸一些东西，讲穿了它其实叫做爱，但是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字眼。

其实在《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里面，老教授为什么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去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玩点什么，而是给了他的学生，我一再琢磨这个事情，后来我终于懂了他在做什么。就像我刚才我讲的，他在爱，他伸出手，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当中，想抓住些什么、想贡献些什么，想提供些什么，想感受些什么。他心爱的学生，心里有许多的空虚，他就想用爱紧紧拥抱他的学生。他们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说穿了就叫做拥抱，这是这出戏传达出的非常深刻的一些感受。我自己一路走来，从小就会和死亡这个主题一直有纠葛。

许戈辉：从小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是吧？

金世杰：我从小就觉得，我爱自己，爱爸爸妈妈，不答应最亲的人离开，他们怎么可以死掉，那种不甘心失去心爱的东西的情感，成了我最大的动力，越在乎就越想钻研这个事情，我就找很多书来读，找很多朋友来聊，自己和自己惧怕的这种东西就有了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

许戈辉：您这么一说倒给我很大启发，童年时代小孩子如果缺少一些东西，比如说缺少安全感，或是缺少玩伴等等，有时候反倒会促成他日后在某一方面有所发展。

金世杰：我觉得我好在乎这种，我小时候曾经那么孤独，笨笨地在天空底下跟星星说话，跟小草说话，然后看着自己的影子，陪着自己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得不得了，当时搞不好会顾影自怜，或者是很伤心地偷偷掉眼泪，或者是觉得我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这样过，真是可怜极了等等。长大以后就会了解，那些时刻真的好重要。

许戈辉：它给了你很大的空间去思考是吧？

金世杰：缺少很重要，孤独很重要。我在学校也教艺术、教戏剧，和学生在一起，我有时会觉得在他们身上找不到那种感觉，就是生命是沉重的，是痛的，爱是很难的，我在他们身上读不到，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够孤独。年轻的时候经历孤独我觉得好重要，你一个人来这个世界，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承担你活着这件事情。我跟学生们谈事情，觉得他们好多观点，来来去去的，很丰富，但全都是别人给的，我看不见他们一点点自己的那种感觉。我心想你在哪里，我很希望在学生身上读到一种很自我的品质，而不是抄袭大王，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灵魂站在我面前，他有不同于别人的颜色。

养猪的文艺青年

许戈辉：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农科畜牧专业，曾经养过一年半的猪，一个养猪的青年是如何闯入戏剧圈的呢？

金世杰：读农养猪是一个方式，是面对社会、家庭的一个方式，表示你看我没有辍学，我是继续在担任学生，这个社会觉得这个年纪，应该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其实我把这一步步的过程当做一个对社会的交代。我读书之余最快乐的事情是离开学校的书本，回到自己房间里去读自己想读的一些东西，跟艺术有关的东西，那些神学、心理学、哲学、文学，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读那些东西，是不亦快哉的事儿，我自己开学校，我是唯一的学生，非常饥饿，不停地想去读。

许戈辉：如果从现在的这个眼光来看，年轻时代的您还是一方面能够做到脚踏实地，我不放弃学业我还有一份工作，另一方面还能够坚持梦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励志故事。

金世杰：在台湾我学校一毕业就要去当兵，当完兵之后就开始了进入社会的第一步，我本来就预备到社会上去做我艺术家的美梦。提了个包包预备到北上到台北去打工，预备从最低阶层的劳工开始干起，预备自己在仓库里面写小说，开始走自己孤独的路。可是我跟爸爸说我要走了，那时候在老家，父母以为这个孩子翅膀长硬了，很伤心，爸爸还偷偷掉泪，我看到他们这样，就突然很难过，舍不得让老人家这么伤心，就把包包一放，说我不走了，于是花了一年半做我最该做的，他们认为我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农场养猪。我做的简单的妥协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但我心里并没有让步，所以一年半之后，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又把行囊背起来，到了台北。

许戈辉：您是1978年成立兰陵剧社，从成立到解散有十多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艰难和妥协吗？

金世杰：那还好，艺术界的事情我们可以咬着牙干，能赚点钱就赚点钱，赚不到钱就挨饿，我也不在乎。作品这件事情，我看得比较神圣一点。那个东西比较不需要妥协，所谓妥协就是，我们发现最近剧团收入很紧了，那我们下一出戏，不要搞得太残酷，免得太过于曲高和寡，票房上太惨淡，肚子太饿。那个东西也不叫妥协，因为艺术这张牌本来就是选择范围很宽的，有许多牌可以出，不是只有一种，有冷的、有暖的、有各种不同颜色的，很多牌可以出。

生命的翻盘

许戈辉：兰陵剧社后来为什么会解散呢？

金世杰：那时就觉得再做可能就有点重复我自己了，我想要生命整个翻盘，想看看另外一个我会从哪里跑出来。剧团停了以后，我就做了一些我之前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懒惰、撒野，我去旅行，离家出去走走，思想也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个变化是对熟悉的“俗”这个字产生了一些兴趣，换句话说我以前太清高，太艺术家了，太反社会了。我开始对“俗”这个字有兴趣，也渐渐对于婚姻，对于成家立业的认识略有调整。

许戈辉：这个变化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金世杰：以前我总是在和生命对抗，和社会对抗，但我渐渐发现，自己就像是一片叶子，从树枝上飘下来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我真的只是大自然当中一片简单的叶子。有了这个念头我就一步一步放松了。以前我跟自己开很多辩论会，我要成家吗，我要有个永恒的爱的对象吗？四十多岁的时候，这些想法慢慢出来了以后啊，我就开始自然地觉得，我既然是大自然当中一环，我就不要再开会了。当我对一个女生有爱恋的时候，我就自然地扑身而去，当我们开花、结果，就让它自然发生。所以在我50多岁之后，我终于有一天跟我老婆牵着手结了婚，这是花了很长的步数慢慢走到的。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金世杰专访》：

12月8日（周日）20:30首播       

12月9日（周一）13:25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