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容易做到难”

 

　　孙晓梅，女，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

　　2001年11月，我被授予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当时在北京大学礼堂， 有人问我是不是志愿者，有没有很祟高的事迹，我回答： “我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做。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保护我们的环境， 如果您在街上不吐一口痰，不随地乱扔东西， 这个举动就是一个志愿者， 只要您有这份爱心。”2001年8月， 我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主持人。18日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举着一把雨伞，全身还是被雨水浸透了。当时有张桌子离我太近使得我无法自由发挥，我就用脚把桌子向前移一下，这一动不要紧，一个寸劲扭伤了腰，我只能忍着痛主持完节目。开幕式结束才去医院。人都很爱自已，要有一颗爱别人的心，说到容易做到难。

 

　　               “有一个电话还在让我痛苦”

 

　　丁宁，女，某出版社编辑，“红枫妇女热线” 志愿者

　　我1993年进入“红枫妇女热线”工作，至今已有九个年头。当时孩子只有3岁，公公又瘫痪在床上。 “妇女热线”最初在地安门中学的楼上。冬天室内没有暖气，每个人身上紧裹着大衣，一边接电话一边跺脚。没有电的时候只能点着蜡烛接电话。热线是痛苦和不幸的倾诉站，时至今日，有一个电话叫我还在为此痛苦。当时有一个女孩傍了一个大款， 这个男人带着女孩去宾馆住， 最后大款把女孩扔在宾馆里自己不知去向，而女孩已有六个月的身孕， 且身无分文。 这个女孩就打妇女热线电话问怎么办。我劝她想办法回到家。 我当时非常想知道她身在哪里，我可以帮她出路费， 遗憾的是没等问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后来懂得了如何处理各种咨询电话，如何通过沟通理解对方的心态，使对方的痛苦得以释放。

丁宁希望通过电话咨询缓解对方的痛苦。

但是，快乐的事情也特别多。两年前，我们去北京市智障儿童培训中心一个五年级的班级。第一次去的时候老师看我没事干，就给了一个转笔刀和一把铅笔叫我削，第二节课我一边削铅笔一边听他们的班会，到了第三节课就有一个孩子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王新光。他说“我叫你光光行吧？”我说行。我们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围在我们身边，特别高兴，还喊出光光这个名字。今年，我又去了培训中心。他们根本没有忘了我，一见面就喊“光光”。我没去时，同学回来就会告诉我，那个叫方方的小女孩又问起你了，说光光哥哥怎么没来。我就给她写了小卡片，让她好好学习，她也用歪歪扭扭的字给我回信。再去的时候，她把一叠卡片拿出来说，这是你给我写的。

 

 

　　                  “快乐的事情也特别多”

 

　　王新光，男，某大学世界经济系学生，学校志愿者协会成员

　　我1999年考入大学后就加入了志愿者协会，从事文化助残这项工作。接触残疾儿童，我体会到了他们身上所特有的纯真、朴实，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搞一个“我们为什么活着”的主题班会。会上有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费劲地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让父母快乐。”她说：“做为一个残疾人，我们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有时我真想死了算了。既然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活着干嘛呢？但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想爸爸妈妈把自己养这么大，他们特别不容易。我活着对爸爸妈妈就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笑脸，每天下学回家，我可以比划着和他们说我学了什么，我会了什么，我可以帮他们干活，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我活着的意义。”她又补充说：“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了或者没有人像他们这样爱我的话，我肯定不活了。”当时在场所有的志愿者都呆住了。

 

 

　　                   “不需要用蛮横来解决事情”

 

　　何可，男，商人， “青年法律信箱”、“中国普法基金会”创办人

　　小时候我被寄养在一个老婆婆家里。 老婆婆没有工作，只能靠拣废纸和糊纸盒子谋生，后来因为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便去卖血。老婆婆在医院门口大口大口喝着凉水的样子我印象深刻。后来老婆婆嫁了一个老工人。没有半年，老工人因心脏病突然死去。他的儿子怕遗产被老婆婆独占，就在一个中午，带着七、八个人闯了进来把家里一抢而空。我当时还不到五岁，惊慌失措地跑到邻居家求援，可是邻居也很无奈。当时老婆婆抱着我的头痛哭。如果当时法律健全，老婆婆和老工人的儿子可以平和地处理，而不需要用蛮横来解决事情。后来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因偷了冰鞋而被劳教，当时这些冰鞋就放在一个单位的地下室，地下室和外面通着，小孩进去玩就以为冰鞋是不要的，于是就拿出去送人或卖掉。他以为在做好事，把不用的东西给了需要的人，还把卖鞋的钱送给穷困学生。劳教时他怎么都想不开，他就成了我“一帮一”的第一个对象。我给他讲法律常识，送法律书籍。后来他被提前释放了。

　　做志愿者以后，有一天，我患了重感冒，身体很不舒服，于是晚上早早睡了。凌晨2点多钟，有人打来电话，说只是想聊聊。我说我今天不舒服明天可以吗，挂了电话之后，那个人又打了过来，说：“你还是志愿者呢？怎么这样？”我认为，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就去做什么。对别人是一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种尊重。就那天的身体状态，和那个人交谈势必力不从心，就是对对方不负责任。

 

　　                   “我得到的最好的奖励”

　　王小虎，男，就读研究生，学校志愿者协会成员

　　1999年8月25日，我做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的首批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被派往国家级重点贫困地区，山西省灵丘县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支教服务。灵丘县本身就非常贫困，再加上当年的旱灾和雹灾，很多家庭几乎全年绝收，我执教的落水河乡中学的学生连课本和练习册都买不起。这里的三餐基本上是早晚小米粥加腌菜，中午是米饭或馒头加一点炒菜，食堂提供一些热水，更多的时候学生们只能喝冷水，大冬天也不例外。我负责英语教学，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提高，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答谢我。有时桌上不知不觉出现一块糖，外观看起来有点儿脏，肯定是学生在兜里放几天不舍得吃的。中秋节前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写教案，抬头看见我带的初一班的两个小女孩在门外徘徊，我问她们有什么问题， 她俩红着脸递给我几块月饼说：“ 老师， 快八月十五了，我们家打了些月饼送给您，别嫌弃。”回北京一年后，有天我收到一个来自灵丘的包裹，打开一看是包炒好的黄豆。我想这是我做志愿者得到的最好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