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在2000年写的,当时发表在沈浩波主编《阅读导刊》报上,昨天自己翻出来看了看,感觉还很有趣儿,所以就再次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看.

 

 

    我一直以为伊沙对我说的“想让他们公正或我们和他们玩公正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但进入2000年之后的某一天，这种说法在我心中突然清晰起来、并使我意识到原先自己想法的天真和幼稚。

诗坛已经小到容不卜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月 I1日下午4：30分， 我接到王家新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已经出版了，要送我一6本，并选在他去北太平庄邮局邮寄的时间和地点与我碰面。按约定的 5：]0分，我准时来到了北太平庄邮局。

    当我在王家新手中接过《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一书时，我猜想王家新似乎不会像程光炼那样弄出一本成为笑柄的书，因为，在我手中的这本《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至少在封面上是大气和庄重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当我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都凉了。

    本以为程光炼编《岁月的遗照》是出于一己私见，哪想到知识分子写作中竟还有比程光伟更卑劣的人物。王家新、孙文波编的这本《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就是一本有着预谋，借金钱和权力制造伪史的一场阴谋(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

    如果王家新等人认为自己确是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写作，就应该独立于糟粕之外，建构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聚于文化糟粕之中，捡一些文化垃圾进行组拼，更不能混淆是非去撰写一种可笑的“史记”。

    有一次，我和王家新一同赴约欧阳昱的饭局，我坐在王家新的私车中和他聊99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感到无所谓，当时我一直认为家新不像外面传说的那种因欲望、名利而不顾公正的那种人。我还轻描淡写的提出一些问题请家新回答，他也认为吵闹不是事儿，也被外界笑话，用文本说话，应公正待人等等等等。我和欧阳昱、王家新在一起吃得也很愉快，谈得也很尽兴。然而，在认真阅读这本《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时，王家新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是扁的，我无法把他和我们的几次会面联系在一起。更无法与独立于主流文化和社会庸俗趣昧之外对文化精神领域贡献成果的知识分子形象联系在一起。

    历史是公正的，几部伪史不会遮蔽金玉的光芒，几行文字无法代表历史的公证。

   在《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一书中，我们无法找到90年代在中国诗坛引起过强烈反响的文章，诸如于坚的《真相》、谢有顺的《内在诗歌真相》、沈浩彼的《谁在拿九十年代开刷》等，我们看到的只是弄虚作假、遮蔽历史真相的文字，在90年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些也被省略，原因是：发生的事件属民间立场的。既然民间立场的文章一篇都没人选，一些与知识分子写作无干的事件当然也在剔除之外，这就是《“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录》，我看不如改为《知识分子九十年代备忘录》更为恰当。作为一本公正的，有中国诗歌权威的、冠以九十年代声音的选本就应该对不同观点的优秀文章，对不同声音给予宽容的态度，哪怕有些不利于对方的文字，这样的编选原则才是公正，具有代表性的。

    阴谋，又是阴谋，总是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