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善良的中原农民刘铜厚、张林英夫妇怎么也没有想到艾滋病会与他们有关。
从2002年、2003年刘铜厚、张林英夫妇双双检查出艾滋病到现在，他们的内心时时刻刻都有一个祈盼，那就是：希望他们的四个孩子能够快一点长大，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在刘铜厚和张林英的心里，有对艾滋病恐惧的挣扎，也有对未来生命的希望；他们真的不想死，为了四个孩子他们挺着也要活下去，哪怕仅有的一线希望。
祸根
今年40岁的刘铜厚和39岁的张林英是河南省信阳市高梁店乡高湾村的农民，85年两人结婚，虽然家贫苦了些，但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却一直充满了美好和向往。刘铜厚告诉记者：“那时，我健康有力，是个杀猪的，有时自己能够弄动几百斤重的猪，一年中也难得有病。但是现在，我和我的爱人成了艾滋病病人，几乎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
不幸的祸根就出在1993年的那场有偿献血。刘铜厚说：“我是1994年才开始参与有偿献血的，当时有很多的人对我说，现在有只借你的血，不要你的血，又给你钱花的好事。电视和广播也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我还是不相信有这等好事。后来我就去了市里，一看，真是热闹，人山人海的，都在排着队等候抽血，我想，这么多的人在参与，肯定不会错。于是，我也在这感染人的气氛中办了血证。”
“我头一回参加有偿献血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个场面。” 刘铜厚向记者描述说：“他们从我身体抽出的血，和很多人的血放到一个罐子里，然后看着这些血在一起旋转。”刘铜厚在回忆当时现场的情景时，表情有些痛苦。“过一会后罐子停下来，血成了两种颜色， 一种被血站的人留下， 另一种又重新输到我身体里。献血七次，我就摊上了这倒霉的病。” 刘铜厚有些激动，他端起桌上的茶喝一口，似乎想稳定一下情绪。之后他指着他的爱人张林英说：“她就一次却和我一样没有逃脱这场劫难。”
刘铜厚是2002年11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检查出的。当时刘铜厚的脖子上长了个包，肿瘤医院在做检查时发现刘铜厚的HIV阳性，肿瘤医院不敢100%的确诊，于是就把他介绍到了河南省防预站，最后还是确定了他的艾滋病身份。由于刘铜厚检查出艾滋病不久，生命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经过紧张及时的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一次的花销就高达 3万多元。目前刘铜厚的病情依然要用药物来维持。
而她的爱人张林英是在2003年发现自己染上艾滋病的。她的病情和刘铜厚不完全一样。她表现在全身发痒，身上长满了脓包，皮肤溃栏，一夜夜的失眠。2004年出现危险状态紧急进入郑州第六人民医院传染科抢救，由于在治疗刘铜厚时已经欠了不少的外债，这次张林英在有所好转就出了医。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在高湾村，张林英的家就在村的最东头，紧靠一条宽一米多的水泥马路。据张林英讲，这条是刚刚铺好的水泥路马路，是通往茶湾村和石坂村的，现在才修到他们村，这两个村的艾滋病人都在十几人以上。
张林英说，她现在的情况依然没有大的改变，随时都可能死，身边的孩子怎么办？说着就有些泣不成声。
张林英的四个孩子所幸没有被感染。张林英说“大的刚刚参军走，是十二月，他临走时，家里为他庆祝，他爸爸还为他杀了猪，这是他得病以来头一次，也是第一次和儿子一起杀猪，这次好像费了他一生的力气，完事他累得无法起来。但还是忍受着痛苦，在孩子们面前微笑，而他的大儿子看着父亲的样子说：‘爸爸，你放心，我是你和大山的儿子，儿子从小爬山长大的，相信儿子会走过这道坎的’。” 张林英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复杂情感，语句有些难以形容。她用手擦拭了一下眼睛说：“我们现在还有三个孩子在上中学和小学，他们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
张林英告诉记者，实际上，2002年，她的爱人刘铜厚检查出艾滋病后，家里的经济就每况日下。孩子们就已经失学在家了，当时没有人来帮助我，就是问的人都没有，当时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所以孩子就一直躲在家里，到2004年的下半年学费才免，孩子们又重新回到课堂。
按张林英说法，虽然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但孩子们的成长阴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在，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一切，可能会因父母得的艾滋病，而受到相当程度上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来自于他们的内心，包括他们的举止行为和对精神世界的不自信，还可能会变得懦弱，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惧怕，心理负担沉重等等，特别是歧视。张林英说：“别人歧视我得的这种病，还歧视我的孩子们。学生不和我家的孩子玩，对我的孩子指指点点，一直在一起长大的村娃也少在一起玩了，甚至还有的孩子用不干净的话骂我的孩子。”
歧视加剧了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对艾滋病人和家庭成员来说，最痛苦的除了病痛的折磨，还有愚昧的歧视。在农村，由于对艾滋病缺乏必要的了解，有的村民不和感染艾滋病的人说话，很多人把艾滋病看成是“洪水猛兽”，把艾滋病感染者看作是“定时炸弹”。
刘铜厚告诉记者，在他病重期间，村干部对你的病不闻不问，却没日没夜地转着要土地管理费，怕我死了拿不到钱。我虽然治病花了很多的钱，也借了很多的钱，实在再无法拿出这比钱，但村里就是不容我空，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借钱交了。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就去找我们的村支书，可是他就是不见我，他家的大门紧紧地闭着我。
不仅如此，刘铜厚告诉记者：“艾滋病人和家庭在农村受到歧视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见了面，那种像我们恐惧艾滋病一样的眼神，刺在我的脸上，甚至他们回家要马上洗几十次的手和脸。这必然会造成我们心理的压抑，我好像成了什么，我在病痛中还要承受这些舆论和不同表情的压力，闲言片语就把我和无辜的孩子推到了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境地，我们离死亡越近他们就越快乐！而我又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这到底是谁的错？”
政府有过错 应不应该赔偿
刘铜厚认为，他们夫妻是在一家正规合法的血站进行的有偿献血。而目前国家对当时的有偿献血的错误进行了纠正，那么这必然有国家行政部门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的过错。刘铜厚表示：“既然国家行政部门在执行和管理中，有一定的过错行为，因此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同时也造成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按照国家赔偿法律，国家有义务来帮助和解决目前我们家所面临的生活苦境或者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
刘铜厚还表示，政府的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缺少实际的管理和预防手段，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必然。他认为：“我们家目前的生活状况都是在这种原因中形成的。全家人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经济上都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担负了如此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要求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给予赔偿是不过分的，是合情合理的。”
刘铜厚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律师，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赔偿问题，刘铜厚表示，还要和律师共同确定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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