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收入《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2009年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拓片（王立民提供）

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

王立民

 “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完整的称谓应为“大兴安岭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这是一篇北魏拓跋鲜卑人祭祀祖先的祭文，全文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葵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此字上为“少”，下为“兔”），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

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帅使念凿。

关于石刻的注释，米文平先生有《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考释》（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此不赘述。

刻石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嘎仙河畔的一个经过人工修整的天然山洞内西壁上，这个山洞就是北魏拓跋鲜卑皇族自己认定的其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嘎仙洞。

先秦以前黑龙江地区的古老居民，主要有肃慎、秽貊和东胡三大族系。

东胡，也称做土方或屠何，早在商周之际，即已居住在东北西部地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时，“燕北有东胡”。东汉人服虔为《史记》作注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当时，匈奴地在今蒙古高原，东胡的活动地域在今内蒙呼伦贝尔市东部及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匈奴与东胡之间有着千余里的缓冲地带。

在战国及秦汉之交，东胡势力强盛起来，但在与燕人、与匈奴的战争中失败，其遗民的一部折回大兴安岭林区，并与当地北系东胡部落混一，形成了鲜卑的前身。可见，鲜卑为东胡北方部落，因住在“大鲜卑山”而得其名。此时东胡及鲜卑人受制于匈奴。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和帝永元中(公元80-104年)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牧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号鲜卑。鲜卑自此渐众。”后又经过几次大的兴盛时期，鲜卑族融合了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大鲜卑族”。在与匈奴人杂居共处、互相交融中，又形成了“鲜卑父匈奴母”的拓跋鲜卑部。

鲜卑人不断向西南迁徙，其中拓跋鲜卑部，经大泽(今呼伦湖)南下直达河套地区，并在公元398年建立了北魏政权，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还有一支鲜卑人东出大兴安岭至嫩江流域定居下来，这就是乌洛侯人。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正当北魏统一北方之际，乌洛侯国遣使到平城朝贡。《魏书·礼志》记载：“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

为了证明自己是鲜卑正宗，为了纪念鲜卑祖先，显其国威，保佑子孙繁盛连绵不断，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等率人长途跋涉来到北方的鲜卑山中，在祖先居住的山洞前进行祭祀，又在山洞石壁上刻下祭文，以记录此事。

在史学界，对大鲜卑山拓跋祖室在哪里，曾有诸多的历史学家进行过考证。1980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游寿先生科学推断的指导下，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发现了嘎仙洞西壁上的刻石文字。由此，揭开了北魏祖先鲜卑发祥地这一千古之谜。这一重大考古成果，被载入1981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新华社评论为“建国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评价这一发现“解决了鲜卑族发源地问题”。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撰文称“其价值绝不比秦俑坑差”。

关于嘎仙洞西壁刻石的发现过程，米文平先生《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游寿先生《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摩崖十年记略》及笔者拙文《游寿传略稿》中均有记载。

从嘎仙洞西壁刻石的地理位置和艺术特色来分析，有如下特点：

第一、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北部的摩崖刻石

嘎仙洞是经过人工修整的天然山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地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的嘎仙河畔，地理坐标为北纬58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海拔高度500米左右。

笔者于1997年、2002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五次拜谒嘎仙洞，其神奇与威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嘎仙洞在一道高达百米、巍然陡立的花岗岩峭壁上，离平地25米，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米，宽19米，方向南偏西30度。洞内南北长92米，东西宽27-28米，穹顶最高处达20多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大洞之内有小洞，大洞西北角上为一斜洞，顺20多度斜坡拐向左上方。斜洞宽9米，高6-7米，长22米到顶端。顶端上部东、西各有一壁龛状小耳室。大洞东壁上部11米高处有一小洞，洞口宽5米，深10余米，大洞地面当中，有一块不规则天然石板，长3.5米，宽3米，其下有3块大石块将其托起，高约0.5米。嘎仙洞内有两处凿平的半圆石壁，1998年我在写《嘎仙洞摩崖祝文》时曾写到：“祝文石刻在洞内距洞口15米西侧的一处修琢平整的花岗岩石壁上。1997年我在洞口东侧看到也有一凿平的半圆石壁，未刊字。可能当时也想用于刊字，何原因未刊，不详。”2002年9月25日，我第二次到嘎仙洞时，在此发现了四个文字，证明古人是在这上面刻过字的，只是因为此处为洞口，剥蚀严重，在西壁文字发现22年后，才被发现。在拙文《关于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文字的初步分析》中，我曾推断，认为洞口东侧背北石壁上的文字应为祝文正本，而1980年在西壁发现的文字应为祝文的副本，故将西壁的“祝文”改称西壁刻石，我于2002年9月25日发现的文字为洞口东侧背北石壁刻石。

仅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在我国东北地区能蕴此千五百多年前之文物，弥足珍贵。

第二，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字体介于隶楷之间，而隶意犹重，为北魏早期书体的代表

隶书流变，有三条道路，一是汉简。汉简是汉代民间俗体，被当时社会下层官吏、士兵、商医广泛使用，但这种书体随着章草和魏楷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章草。张怀说：“章草即隶书之捷。”但随着今草和魏楷的发展，章草也不被人们所使用了。三是魏书。隶书、简书、章草和魏书是在交叉影响中不断发展的。只不过魏书更趋于大众化而逐渐被官方和民众接受。但在魏书形成过程的初期还保留着隶书、简书的影响，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当属这类书体。

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碑刻代表者有二：一为刘贤墓志。此为带有鳌坐的石制碑形墓志，1965年9月，在辽宁省朝阳城北西上台大队出土。笔者曾于2001年10月在辽宁省博物馆(旧馆)中见此墓志。墓志碑高103厘米，碑身宽30.4厘米，厚12厘米。正文加题名总计194字。刘贤墓志是北魏前期的遗物，大约在北魏文成帝拓跋时期，是目前各地出土的北魏诸志中最早的一块。刘贤墓志宽和大度，以隶为主，极具特色的是它隶中含草意，见简书之灵动；隶中蕴篆法，具远古之淳朴。此为北魏政权下级官吏所书。二是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这是东北最早时期的摩崖刻字，此书犷悍沉着而存汉隶朴拙笔法，纵逸多姿，自然天成。此为北魏民间书体，应出自军中官吏之手。

由此可见，北魏早期碑刻的书体也有重大区别。

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不仅与北魏早期的刘贤墓志有着很大的不同，同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诸造像刻字、郑道昭、石门铭及诸墓志也风格迥然，更具北方民族的雄浑、野逸之风。1998年我在此文前一稿中写到：“更值得一提者，嘎仙洞摩崖祝文章法竖有行而横无行，字与字之紧密。如为节省空间，其东侧所凿平的半圆石壁未刊字之因，就可得结论了。”2002年9月25日我在嘎仙洞洞口东侧背北石壁发现文字后，推翻了这个结论。现在可见此种风格为北魏军中官吏所书写的一种实用性文字，其字与字间基本无距离，有为节省空间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北魏早期民间自由、粗犷书风的一种体现。

而从每个字的分析更可见其隶楷之间的过渡特征：如第6行第3字“亿”之“心”，第6行第8字“迁”之“辶”，第7行第10字“定”、第13行第1字“延”捺笔出锋特长，皆如《石门铭》。第14行第4字“天”之撇，隶书回锋非常明显，第7行第6字“祖”、第12行第2字“以”极似《张迁碑》。看其楷法的一面，如第6行第1字“历”之“厂”的横起笔，第1行第3字“平”的下横及第1行第13字 “廿”的长横皆楷法。而很多字与北魏《嵩山高灵庙碑》极为相似，如“人”字的捺笔、“真”字等。《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中的“荒”字与《蒿山高灵庙碑》的“荒”字极相似，只是《蒿山高灵庙碑》的荒字略长，而《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中的“荒”字略偏。“在”字横起方笔，极似《爨龙颜》。

由此可见北魏早期书体中所含隶意，为文字发展间隔期中的特有现象。今人书楷而含隶意；书隶而含篆意，能颇显高古，而此为幻化天成，青年做作而出则如残人坡路，极为丑陋。

第三，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其天真浪漫、犷悍雄强，在魏书中独具特色

如果把秦小篆视为是中国书法书体的第一次变革，隶变为第二次变革，那么魏书应为第三次变革。魏书的形成过程则充分展示了这次变革的脉络。一是突破隶书的束缚。它把隶书偏方的体势变成方或长方的体势，极大地扩展了字体的发展空间。二是为唐楷的规范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唐楷则无法从丰富的滋养里得到升华。三是在隶书与唐楷之间，将楷书这一即将达到规范顶峰的书体，推向一个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境界。

在这充满生机的变革气息中，魏书总体表现为自然洒脱的风格，而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又在这种大的风格中更加突出了天真浪漫、犷悍雄强之风。那无拘无束的取向，更加体现了这种浪漫之气，如“皇”字上的那个短撇，第14行第1个“皇”字撇向左下方，第15行第1个“皇”字的短撇则向右下方，而第17行第1个“皇”字的短撇则垂直向下。再如第11行第8字“绵”写成左上为“白”，右上为“糸”，利用“巾”，即作“糸”的下部，又作“帛”字的下部，这是极为少见的一种写法。这种带有篆意的笔画又如12行第1个字“归”右下的“巾”，第10行第8字“悠”的反捺，又带有强烈的行书笔意。而严谨者如第9行第13、14、15字的“首”、“来”、“王”，开张者如第9行第1字“翦”、第10字“忘”、第11字“遐”、第16字“始”等，行、楷、隶、篆等笔意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楷书初期极强的创造性和犷悍气质。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与视平线相齐，刻辞竖行，通高70厘米，通宽120厘米，共19行，每行12-16字不等，最少的仅有2字，字大小不一，约3-6厘米，全文201字。整体看书写不拘于格式，开始字小，逐渐变大，有些字干瘦挺拔，有些字浑厚有力。这些表面的现象所体现的是一种边塞民族统一全国之初开阔大度的精神境界，与拓跋魏后来的改革息息相关，拓跋魏的汉化本身就是这个民族精神的升华。

1982年游寿先生《题大兴安岭鲜卑石窟摩崖祝文》：“书法之摩崖别有风趣，即如原始之崖画，初具象形画文物记事。近年四川宜宾、云南沧源、甘肃、内蒙、福建均有之。秦人始以石刻文记游猎，汉开褒斜阁道君摩崖题字异于中原碑碣，就崖壁取势，其磅礴之气未可以点画论之。至乎拓跋魏建都盛乐，凿云冈造像及迁龙门造像，摩崖题记极一时之盛，虽多小品，究属书法之逸趣。尝登泰山，观石峪金刚经，宽博圆润，叹其豪纵，以为观止。此外郑道昭摩崖当称逸致方之，石峪经则拂袖婀娜矣。1980年岁在庚申，竟发现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于大兴安岭嘎仙洞摩崖祝文书法，一如当时用笔取势，而犷悍之气，放纵多逸趣与嵩庙之严整各自不同。大兴安岭荒榛洞穴蕴此文物，湮没千五百余年，寿数十年玩汉魏书法，今老矣，越在北疆二十余年，老耄萧散得而论此诚大快意，想海内同好或亦乐见之。”

张明善先生在《嘎仙洞祝文刻石与嵩山高灵庙碑》一文中言：“在我国北方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仙洞少数民族地区，发现这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石刻，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惊异的，可给我国历代金石著录书目中增加新的篇章。”而从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看，这块石刻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2002年11月6日初稿

          2009年8月26再稿于松花江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