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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采访的革命
(2021-10-25 23:03:54) | 分类： 传媒随笔 |
采访其实是一个过程，但纸媒采访只能呈现结果，受众看到的是记者发表的最终成稿，无法目睹采访过程，收音机广播可以记录采访过程，受众却什么也看不见，这些媒介无从展现或无从全面展现采访信息的取得方式，因此它们不会在信息取得方式上发生改变。与它们不同的是，视听媒介具有直观性，其采访呈现是过程式的，因此惟有它，在数字媒介时代，会在信息取得方式上发生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革命，也惟有它可以表现出革命的成果。
视频采访革命的理论依据
早在1996年，巴黎第八大学传播学教授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
世纪末的传播研究，以一个概念为轴心，仅限于关注大众媒介领域……这种媒介中心论的视角，使我们忘记了，传播史具有一个早在现代媒介出现之前就长久存在着的主干。仅向大众媒介的这种倾斜，产生了对传播史的一种简约化了的看法，更加糟糕的是，它引发了某种历史健忘症，妨碍我们去分辨，在当代传播方式的巨变中，真正重要的赌注究竟是什么。
可以用这段话作出这样的解释，传统媒介时代的职业化采访，源自原初状态的日常问答，但自从有了专业媒介之后，为了适应大众传播的各种特性，原初状态的日常问答渐渐格式化，必须符合种种条件，遵守各种规范和标准，而在数字媒介时代，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探讨，信息传播的原初样态，在经历了媒介工作者一次次严格的改造之后，是如何变成了传统媒介时代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样子，我们应该或不得不进行哪些还原。事实上，数字技术已经带来了自发而明显的还原迹象，但这仍然是一种赌注，我们不知道大幅度还原采访交谈的原初状态是否正确，不知道它是不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方向。但一切尚未尘埃落定之前，这个赌注必须要下，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笔者用授课时使用的下面这份示意图来阐述这个问题。
图示中，有两个轴线，横轴是信息扩散规模的发展轴线，纵轴是信息呈现的随意性和授受互动性的变化轴线。在专业媒介产生之前，信息传播史上曾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始终存在着类似于后来职业化了的采访问答，实际上，即使是在专业媒介出现之后，这种出于兴趣和好奇的日常交流依然绵延存在。那个时候，信息扩散规模极其有限，只有参与者和从参与者那里听到传闻的他人才可以获知交流信息，但它的随意性和互动性却是高值。及至有了最早的专业化媒介——报纸和期刊——信息的扩散规模才成倍加大，与此同时，随意性和互动性却降落到了最低点。电子媒介出现后，信息扩散规模再次加大，因为电子媒介传播信息无需受众识字，它使最为广大的底层人民纳入媒介受众范畴，而视听媒介可以直接呈现被访人与采访人的交流过程，其随意性和互动性有所提高。最终，带来革命性巨变的是数字媒介，它不仅更加有力地扩大了信息扩散规模，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还原了信息交流的原初状态，信息表述的随意性和授受互动性震撼呈现。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凡是享用过数字媒介带来的多向信息交流的受众，对单向传授信息的传统媒介产品已经充满鄙夷。由此应该想到，今天研习视频采访，究竟是应该承袭和恪守传统媒介时代的所有理论，还是应该顺应数字媒介时代的新趋势，果断抛弃过时的旧规范，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已经不言而喻的问题。
视频采访与日常问答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没有电视媒介之前，人们之间日常的采访问答曾经是什么样子。实际上，直至今天，采访的原初状态从未改变。很简单，采访的原初样态，只是一个人基于对他人的兴趣，提出问题，获得回答。其基本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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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常化的兴趣问答，它们的基本特征，经由电视媒介的职业化实践，不断加以改造和限制，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日常提问全部是兴趣使然，而职业采访完全是工作之问。在电视采访时代，记者要保证兴趣的双重性，一是记者满足自己对受访人的兴趣，二是记者满足受众对受访人的兴趣，只有在采访中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两种兴趣重合，才能构建出既符合人际传播特点又符合大众传播规律的谈话场，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获得最大的市场效益。俄勒冈大学新闻学教授梅茨勒（Ken Metzler）的采访定义是，代表背后的观众，双方以对话的形式来交换信息，以达到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达到的知晓程度，其旨在突出采访的双向性和交互性，但前提是“代表背后的观众”。也就是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收看，日常问答者的个人兴趣，必须具有公共兴趣的代表性。
日常问答总是无征兆地径直发生，没有预期目标，职业采访必须设置主题，总是经过充分预备。为了让受众集中了解一个事实，日常兴趣问题中的发散性被消灭了，采访必须紧紧围绕相关话题，呈聚焦状。于是，原本没有逻辑层次的随机问答变得线索清晰，段落分明，为的是让受众获得明晰清爽的答案。日常问答多是随意而啰嗦，职业采访力求规范而简洁。日常问答无从加工，发生了也就过去了，职业采访多半经过后期编辑，进行高度提纯，实现主题表达。
为了不违反公序良俗，日常问答的开放性，受到采访职业道德的严格限制。
为了全力探求受访者的信息，日常状态的双向交谈变成稳定的单向问答，主宾关系明确。
在日常问答中，第三人可以随意介入，职业采访却严格限制参与者。为了精准采访一个目标，交谈者临时参与或临时退出的随意性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计划额定，凡半途出现的受访人，均为事先安排好的神秘嘉宾，他们只能是核心采访对象的陪衬和帮手。
为了愉悦受众的眼睛，交谈者的平凡生活状态变成镜前的工作架势，日常问答一般无需形象设计，采访者却要精心化妆，穿戴讲究而合适的服饰，言谈举止必须符合镜前规范。
于是，电视采访和原初的日常兴趣问答被区分开来，形成天壤之别，人们甚至忘记了职业化的采访源自哪里。而采前充分准备，设置好总目标，精心挑选服饰，以职业形象拉开采访架势，用一系列工作之问获得简洁明了的答案，其间拦住所有可能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最后对采访素材进行乾坤大转移式的后期编辑，使其服从策划方案的框架次序，这便是标准的电视采访节目，或曰一般化的电视采访节目。生活中的兴趣问答被节目化、精致化、艺术化了。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隐秘现象，即，每一位著名的电视采访记者，每一档著名的采访节目，都是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因为不同程度地勇敢展露出交流的原始状态而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电视记者之所以著名，采访栏目之所以成为名牌，一定程度上的返璞归真起了关键作用。只要带着这个认知，仔细观察那些著名记者，认真分析那些著名的采访栏目，很容易发现这个事实。
数字媒介时代，视频采访已经向原初的日常人际沟通状态大步回归，试图从电视采访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一个视频采访人，一个视频系列，如果拒绝这种解放，那就不大可能为人所知。很有可能，这将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守旧者举步维艰，革命者临死而生。
视频采访的未来
未来的视频采访，采访人可以淡化架势，把自己还原为普通的交谈者。
所谓架势，最突出的就是那些渴望做主持人的孩子在参加主持人大赛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他们的头脑中含有一整套主持节目时必须端起的气势和姿态，似乎没有这些便不能称为主持人。但实际上，即使是传统媒介时代，那些著名主持人也总是放弃了架势而显得相对放松的人，而坚持端着架势的主持人始终寂寂无闻。在一个大幅还原原始交流状态的时代，采访中的工作架势，显得过于做作。
因为放弃了架势，在未来的视频采访中，过去正襟危坐的一问一答可能会变成散漫的随机互动，过去记者的职业之问自然也就还原成了个人的兴趣之问。视频采访人无须像在传统媒介时代那样，一定要做好充足的采前预备，完全可以袒露出真实的未知状态，就着临时激发的兴致，即兴采访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过去那种极力消除一切闪失的做法，已经可以摒弃，而采访者在即兴采访过程中显露出无知，或出现一些症状，这都是访谈真实状态的一部分。在数字媒介时代的新人类看来，过去电视采访的精心准备和事后雕琢，等同于造假和欺骗，他们更愿意相信和接受的是，任何一个视频采访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而不出纰漏。在未来的后期制作中，编辑也将放弃高度提纯的剪辑原则，最大程度地保持视频素材的客观原态。
因为放弃了架势，在未来的视频采访中，采访者的言谈规范将被淡化，问答双方更像是在互唠家常，交谈双方之外的第三人可以随时介入，甚至更换为主要答话者，而原有的被访人可以半途消失。
因为无需架势，未来的视频采访人没必要特别在意外形和着装，生活化的日常装束更容易被受众接受。而刻意打扮的人，像是在舒适的家中煞有介事地穿着西装革履，在调性上与日常环境格格不入。
未来的视频采访，时长都将大幅缩短，仅因单一小目标而存在。
比如针对周立波的在美枪毒案，王志安的《局面》做采访报道，已经不再把案件当事人全部纳入一期节目，用很长时间去做一个调查节目或群访节目，相反，他是分别采访几位当事人，陆续做出彼此相互独立的一组短视频。受众如果对案件感兴趣，可以从其中一个当事人的专访链接，跳转到另一个当事人的专访，从而了解整个案件以及各个当事人的不同说辞。
总之，传统媒介时代的许多清规戒律将被放弃，只保留必须而有限的原则，
过去，因为传统媒介的技术局限，我们曾经摒弃原初交流状态中的许多珍贵元素，但我们还是依稀瞥见规范化的职业访谈中残留着日常交流状态的痕迹。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职业访谈，正在纷纷还原为日常状态的交谈。未来已经可以想见，数字媒介时代的视频采访样貌，很可能会从职业化程度极高的规范访谈变成日常状态的浅规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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