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北大外语学院陈西滢教授

　　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因为自己没有是非，便以为世界就没有真是非。他们看见了一篇议论，不问话说的对不对，只问这话有什么作用。他们听到了几句批评，不问指摘得确切不确切，只问后面有什么动机。所以你指出一个人的翻译的错误，那么你不是为了“三角恋爱”，便是为了“抢做教务长”，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遥诼蜂起。

　　庄生说：“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我们也有应当自省的地方。

　　可是，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延，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蔑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氏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

　　吴先生说：“一个人的人格经不起几个人的诽谤；也就可以收场了。”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敢不自勉。我们的言论，无论是是非非，还是依了良心的主张，断不因为怕谣诼而畏首畏尾。至于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人相信我们的主张是能受金钱权势所移的，就可不必认我们为朋友，如果有人面作不信而暗中模糊影响，作莫须有的攻击的，我们也不愿有那样的人做朋友。

　　　　　　　　　　　　　　　　　　　　　　　　《现代评论》第2卷第40期
　　　　　　　　　　　　　　　　　　　　　　　　　1925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