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冬天，鲁迅去饭馆请客，精力已大不如从前，说话也变得絮叨。菜刚上满，他要在躺椅里吸一支烟，闭一闭眼睛。宴会还没结束，鲁迅又要坐回躺椅，阖着眼睛，庄严地沉默着，任凭手里的纸烟烟丝袅袅上升。
整整10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散文《腊叶》，那正是与周作人失和不久肺病发作的时期。鲁迅面临死亡威胁，《腊叶》便成了他面对终点时的一次深刻思考。在《野草·献辞》中，鲁迅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并非空虚。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主持人陈晓楠：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常爱在吃饭前开个玩笑，他经常手一按桌子一下子跳过去。但现在，鲁迅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灵便。1936年早春，鲁迅的体重降低到74斤，史沫特莱请美国医生为他检查，医生惊讶说，这个人肺病已有20年，早在他10年前写《腊叶》时就该在劫难逃，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个“东方奇迹”。
美国医生不给鲁迅开药，他已比上帝规定的死期多活了11年，现在该休息了，什么药都无济于事。在生命无望的状态中，鲁迅挣扎着，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稿转交中共中央，他还特地买了20罐白锡包香烟和两只火腿，托史沫特莱转交毛泽东。1936年6月5号，鲁迅的肺结核更加严重，他已无法坐立，不得不停下25年如一日的不间断的日记。但即便如此，他仍以口授方式，抨击周杨和夏衍，把他们的国防文学贬低为“卖国文学”。3个月后，鲁迅在《死》中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已知道來日不多，便對許廣平口授遺囑：“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否则便是愚蠢。”对于那些被他视为敌人的人，鲁迅表示，一个也不宽恕。
1936年10月19号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主持人陈晓楠：在去世前几天，鲁迅做过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埋伏着敌人，当他们正要向自己进攻时，自己拔出匕首，扎到敌人身上。可以说，这个恶梦恰是鲁迅一生的写照。他曾为亲族、为朋友、为社会作出牺牲，但他收获的却是误解、背叛、迫害。
或许是忽然觉得对不起他，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出席了葬礼。鲁迅的棺木由36位政见不同的作家抬着，大上海万人空巷，自发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
【采访左联成员梅志——
当时的场面和人们的情绪，我都体会到和看到了，有些人一面鞠躬一面眼泪“刷刷”地流下来。这些人有老的，有小的，尤其是年轻学生。这个让人想象不到，所以搞得巡捕房很紧张，怕出暴动，骑着高头大马，在两边押道。后来冯雪峰他们也怕出事，所以大家都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口号喊了，但却是喊“纪念鲁迅先生”，不敢喊“打倒帝国主义”。
在10000多名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棺木沉入大地，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阿注：因时长问题，张力删去了梅志采访和后一句旁白）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丈夫的葬礼。但周老太太年过八旬，身体不好，必须有人照顾，朱安只能把鲁迅在西三条的书房辟为灵堂，独自为他守灵。
周作人也没去上海，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阿注：凡自网上只字不改抄下这段旁白据为己有的同学，但在其他方面尚可的情况下，其分数已经不可能超过81分。抄到俺这儿来了，撞在了枪口上。这种习惯非常不好）
【主持人陈晓楠：1956年是鲁迅去世20周年，他的棺木迁葬到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书题“鲁迅先生之墓”。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对周作人和周建人来说，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十分重要，鲁迅越是正确，周作人越是狼狈，而周建人越是自豪。
（阿注：主要仍因时长问题，也因为部分内容会带来麻烦，张力删除了陈晓楠这段串场词以及以下大段大段旁白，直至尾声叶女士采访那里才恢复）
鲁迅在生命最后一年，从欧洲陆续邮购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打算和周建人一起翻译。虽然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但周建人和大先生鲁迅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而在鲁迅去世第二年，周建人与二先生周作人的关系却急速瓦解。那时，冯雪峰去找周建人，希望通过他去接近周作人，动员他南下，避开日本人。商务印书馆甚至表示愿把周作人养起来。面对这些热忱的援助者，周建人热泪盈眶，马上给二先生写信，但却像鲁迅的最后一次努力一样，遭到周作人冷落。从此，周建人和周作人断绝了往来。
建国后，周建人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一位谨慎的学者官员，在50年代初那场科技领域全盘苏化的大潮中，周建人负责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介绍李森科及所谓的“米丘林生物学”。周建人和李森科只有一面之交，因此他对李森科理论所持的立场平和冷静，鲜有溢美之辞。由于意识形态大势所趋，周建人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进入鼎盛传播期负有当然责任，但他的传播热情却十分节制。他在《人民日报》上套用米丘林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学者：“在利用我的方法的事业中，必须不断地向前看，因为单纯利用我的方法会把它们转变为教条……”周建人的良苦用心是，尽可能在中国保住遗传学研究。此时，遗传学在苏联受到严禁，遗传学家遭到残酷处决。
【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周海婴——
大概是65年以前，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是石雕厂。他当然很关心，他是省里管这方面的领导，很关心这个石雕厂，他们的生产呀产品呀。看完以后，他们就跟他说：“老周，给您送的东西在车的后备箱里。”他坚决要他们拿走。拿掉以后，他再开车。
1984年7月29号，周建人寿终正寝，在北京逝世，天年96岁。
【主持人陈晓楠：在三个兄弟中，晚年凄惨的只有周作人。周作人喜欢用周家祖上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处境，那就是“寿则多辱”，意思是，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1946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校长胡适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1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暗淡的余生。
周作人出狱后，得知胡适也在上海，便托人致意，劝他留住内地。胡适焦急万分，反倒两次叫人告诉周作人，只要去台湾，保证蒋中正既往不咎，还会保他当院士。但周作人拒绝了，他认为“汉奸”罪名是蒋中正定的，毛泽东未必承认，况且，毛泽东是自己的学生，30
years ago，he visited Badaowan and asked for his own
assistance. However，30 years
later，Zhou Zuoren went to ask his students this
time. Mao Zedong got the 6000 words letter from
his teacher. He read it in a hurry and said，"cultural traitors，have
not killed or set fire. Now there are not many persons who
understand ancient Greek，raise him".
随着年龄增高，周作人对往事的负疚越来越深，特别是对鲁迅。晚年，周作人几乎陷入痴痴的眷恋之中不能自拔。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追述起40年前卧病的故事。那一次，周作人和晚年的鲁迅一样，患的是肋膜炎，每到午后就会高烧，烧到晚间人已昏沉。是鲁迅送他进医院，尔后送到西山疗养，不时抽身探望，代理他处理信件和琐事。
【采访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周建人去看鲁迅，鲁迅当时是病重了，但是鲁迅读的是周作人的著作。反过来，我也注意到有趣的细节，就是，周作人临死之前，这在文革爆发前夕，他也读了鲁迅的著作。
周作人认识的鲁迅，是真鲁迅，他在1958年5月20号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不满，认为哥哥是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是戏弄。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周作人也一步步走进了自己的陷阱。
（阿注：张力做编辑时，一直删到此，并自添一句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员叶淑穗女士，因为收集鲁迅的著作，而与周作人保持联系，当她最后一次见到周作人时，是这样的情景”——引出叶研究员的采访内容）
【采访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观员叶淑穗——
周作人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周作人已经站不起来了，躺在那里，穿着一件黑的衣服，胸口戴着一块白牌，白牌上就写着他的名字。周作人躺着，脸煞白。红卫兵就说：“起来了，你起来！博物馆的同志要向你问一点事。”他费力地起来，他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你说不说！你说不说！”我看了特难受。
1967年5月6号，周作人趴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然死亡，脸上没有丝毫痛苦，享年83岁。
（阿注：因时长问题，尾声由张力删除，第6部分时长只有短短的5分26秒）
可以说，在近代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同样的一个世纪里，还没有哪一家兄弟能像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那样，provide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如此浪漫凄婉的经历、如此杰出而不朽的传奇。任何时候，只要翻开他们的传记，那个时代庞杂的历史便会同时开启。
加载中…
(2009-02-18 1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