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5年级开学的第1天，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她该叫我们“孩子”，还是叫我们“男生女生”，或者“公民”——经过投票表态，压倒一切的多数决定，授权老师，称呼我们“公民”。所以，直到毕业，老师一直以“公民”呼唤我们。
      60年代末，美国社会化的自我检验精神和实验法则颇流行，这种思潮影响了美国人对教育的看法。大家普遍认为，不光黑人和妇女需要争取权益，儿童也应该如此。而传统的师生关系必须改变，学生应该被当作一个完整的小世界，在塑造课堂环境的过程中，充当主动的角色。例如，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称谓方式。

      那时候，美国的分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学校用期末评语取代判分规则，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教师都不会强调分数的重要性。家庭作业，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上大学无需考试，平时测试也容易得不得了，这使孩子们不再重视课堂学习，常常以文明的方式把老师气得口眼歪斜。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可以得到自由发展，但也可以不学无术。而中国学生的自由度不及美国孩子的十分之一，但却在国际大赛中屡屡夺魁。
      在美国，教师们总是强调：“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他们鼓励学生提出任何一种问题，哪怕这种问题会把老师当场气懵，也不论它是否浅薄可笑。

      教师不是权威，而是导师。这种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老人家认为，教师是接生婆，她不是把别人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协助学生，把早已蕴藏他们身体之内的真理显露出来。
      这种方法走向极端，会导致一个过分开放的课堂。在这里，学生可以自由走动，教师也放弃了传统授课方法和稳定的授课时间。也许，这对造就一个心情愉快的人，很有好处，但它同时产生的问题又无法克服。获得了“公民”称号的小公民们拒绝被大公民指导，就像临产前不愿躺下的孕妇，他们要争夺和接生婆一样的战立权。结果是，接生婆无法把公民潜意识中的真理变为公民意识中的真理。

                                         1993年4月
                                              北京语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