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阿忆

 

    无论你高兴不高兴，娱乐化时代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一切严肃时代留给大众媒介的优良传统，都显得乏善可陈，离观众越来越远。你会隐隐感到，一切对恶势力的白岩松式的批判，都不如窦文涛式的冷嘲热讽更舒服，一切敬一丹式的悲天悯人，都不如元元的家长里短更自然，一切方宏进式的高屋建瓴，都再不如杨锦麟的细节悲喜那样充满力量。甚至，连小崔式的幽默，都显得有些古板。
    原因很简单，这是娱乐化的时代，任何炮弹都必须裹上厚厚的糖衣。

   

    且说电视谈话节目，即使小崔的传统做法，也从未只选择动人故事，不考虑故事的幽默效果。说明白点儿，即便是动人故事，如果不能为小崔的现场发挥提供幽默基础，这故事也必须废掉。正因为在前期策划中，十分注重效果故事和效果语言的选择，《实话实说》曾经辉煌，成为90年代内地谈话节目的重大成果。
    本来，幽默的小崔已经走在时代前头，甚至引领自己的节目提早跨进了娱乐时代的门槛。然而，小崔没有放掉枷锁，更轻松地往前走。他停在了原地，充满负担，最后干脆离开了《实话实说》。这一走不要紧，却断了只选择效果故事的香火，只要是故事--甚至是没有细节的故事--都可以入选话题。以至于故事倒是全讲清楚了，讲得明白完整，而且很动人，也很有社会意义和价值，但就是不幽默。因此看起来沉闷，由此失去了本可以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让人揪心的是，这种倒退如果发生在严肃时代，并无太大弊端。反正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批判或赞扬，只要把话说清了，任务也就完成。只可惜，这种倒退恰好发生在娱乐化时代开始之后，恰好人们又对小崔早在娱乐化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幽默十足的记忆颇深，这使阿忆的《实话实说》发生了极大的尴尬。不管怎样解释，这对《实话实说》来说，都是一个低层次的尴尬。无论是继承小崔传统，还是顺应娱乐时代的新要求，这种倒退都是极不该出现的尴尬。
    实际上，不注重挑选效果故事，是内地谈话节目的一大通病，所以内地谈话节目没几个好看的。要想解除这种病痛，首先必须避免把故事的完整性、感人与否、社会意义放到首位去考虑问题。这些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于谈话节目来说，它们都不是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只挑选那些能令主持人现场发挥幽默天才的效果故事，并为他提供来自嘉宾的效果语言。所谓“效果故事”，是指嘉宾讲述的故事，极易被主持人进行幽默处理。所谓“效果语言”，大多掷地有声，便于传播，充满乐观精神。在娱乐化时代，观众更多地放弃了逻辑收看习惯，因此连小崔那种对效果故事求整的想法也可以从此放弃，只要能堆积零碎的一系列效果故事和效果语言，就可以彻底剔除叙事过程的冗长和沉闷，带来轻松的笑声。

    这不是放弃原则，不是放弃媒体对社会的责任，相反，为了顺应娱乐时代，它为制作者们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在看似零碎的幽默中，灌注主持人和栏目的精神，关心或者抨击--说穿了一句话，你必须在你打出的炮弹上，涂上厚厚一层糖衣，让对方满意地吃着糖果，也吃下了你的炸弹。而没有这层糖衣，似乎是可以为炮弹增加多一点的分量，但炮弹却因为太过沉重生硬而遭到拒绝。
    没办法，这个时代的人变了，大家都不再想听教育，只想自己高兴。
    为此，一个谈话节目如想取胜，策划人必须在嘉宾的每一段陈述中，为主持人找到一个具有充分细节的效果故事，并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处，提前捕捉到一句效果语言，作为节目推进中的鲜明隔断。否则，谈话场面是冰冷的，留不下什么观众。

 

 

                                             2005年2月2日
                                           北京昌平区天通东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