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年，由于各种媒体不断的更新发展，过去如报纸书刊杂志等纸媒在读者眼中已不那么举足轻重。过去要成名，得通过作协的点头，如今自己不但可以成为读者，同时也能成为作者。文学近几年火了一把。作家不断的被人们关注，不断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中。这种现象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简直形成了天壤之别。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名字，对于那些平时不看报不看书的人，简直就是个从来没听过的陌生人。而如今，信息灵通，有的人一夜之间也许就会荣登福布斯作家排行榜。于是很多人拿起了笔，不管是平时对文学持有什么态度，他们也很想试试。他们铺天盖地的追随着作家文人的风格。有的学余秋雨诗情画意；有的学易中天调侃历史；有的学韩寒愤世嫉俗；有的学郭敬明多愁善感。企图通过一系列的媒体，来展露自己的才华。

    诚然，没有再比写文字更容易的事情了。一个人如果只认识3000个文字，就可以编排文章。因此写文章在人们的头脑里逐渐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轻松地差事。如果因此而登上福布斯，不但就业问题得到解决，同时还能扬名立万，光宗耀祖，同时还能发笔横财。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些相关数字。其实中国文人在中国并不是很“吃香”。问题不是出在中国文人的水平能力上，而是出于整体中国人的阅读兴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刚出版的时候，整个哥伦比亚才1000万人口，这本书一下子就卖到了100万册。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刚出版第一年，法国才6000万人口，这本书居然在一年就卖出了500万册。韩国得有二三十个作家，只要一出作品，都能卖到40万或50万册，甚至一二百万册。日本就更多了，得四五十个作家就能达到这个水平。而中国呢，号称一个10多亿的人口大国，一本书能卖到30、40万册，就已经畅销得不得了了。像韩寒余秋雨这样的作家卖到超过100万册，就已经是创造文坛神话的传奇人物了。

    我不禁想到了鲁迅先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举的例子。说过去各省各县都有文庙或夫子庙。如果你问乡野村夫说：“孔夫子是谁？”的话，大部分都不加思索的回答你说：圣人。但是你若是让他们去文庙或夫子庙去拜孔夫子的话，没有人去。因为他们宁肯去佛寺或道观去拜菩萨和老君，他们也不会去拜孔圣人。比起孔圣人，他们更愿意相信菩萨和老君。孔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除了统治阶级的因素外，主要还是针对文人圈里，文人圈外的人士，并不关心他是否是圣人。我又联想到了当代，当今的人很喜欢追随偶像。他们宁肯花几百元甚至几千元去看偶像的演唱会，也绝不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你的书坐在书桌前去活受罪。因此，鲁迅先生才说：“（民众）对于他（孔夫子），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我倒并不是打消那些正怀着文学梦想的青年的美梦。近几年，文学确实富了一批人，也成就了一批人。这些人中，大部分也影响了国人的语言体系，包括思维方式。但是，有一部分人，在才华横溢之外，确实也长了一张好的容貌。所谓“美女作家”或“帅男作家”，我想追随他们（她们）的部分粉丝，不是主要看他们的文字，而是文字之外的那张明星脸。如果一个人长得貌不压众，他的文字写得再好，也没有气场。就像一个容貌比较丑陋的女人，她无论穿得再性感再时髦，她走到大街上，也无法引起路人的回头率。可能有人会说余秋雨，据说余秋雨10年之内赚了1000多万人民币。不难否认，余秋雨的才华着实令人佩服，但是1000万人民币在英美国家里并不是收入颇高的作家报酬。假设余秋雨长得像吴彦祖似的，那我想他的收入不止在10年之内只赚100万英镑吧！

    其实，中国人的求知欲望是很强烈的。从近几年《百家讲坛》里走出来很多“明星学者”和“文化超男”们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百家讲坛》，真不敢想象那些文人学者们的名字，到如今究竟能被多少人所熟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同时又是个浮躁的时代。文人学者一旦成名，就和商人分不清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本来一年可以出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但火了之后，为了迎合商业需要，他们可能把这部作品五马分尸，这样一部书就可能写成四部书或五部书。有些一夜暴富的学者反倒给文化普及带来了消极影响。

    总之，作家也好，文人也好，在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只是看到了一部分文人的光鲜靓丽。绝大部分的文人，他们的名声虽然响当当，但生活很困苦。其实文学的魅力，不是那种刻意的去追求多愁善感或矫情的去愤世嫉俗。当我们能体验到文学带给我们的魅力的时候，所有的功名利禄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我认为，任何一种学科，都没有像文学一样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川端康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没几年，就自杀了。这并不是他嫌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低。他其实已经是名利双收，但是他依然把文学视为生命里的一部分。只不过他向阴暗走去，而我们追求的是走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