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矛盾的启蒙者，执拗的情圣

 文/温星，首发于西安日报·阅读与思考

“阅读梁启超”（3卷）：

《觉世与传世》《文章与性情》《政治与学术》

作者：夏晓虹/出版：东方出版社

“百科全书式人物”，这顶大桂冠归于梁启超（1873-1929），比送给谁都更加贴切。他是大时代风云聚变之中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更是影响甚及妇孺之社会活动家。他为后世留下文字作品达1500万字，其规模完败近现代以来任何宗师、文豪，所涉领域之广也无出其右，无所不包，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等。

寻常国人只知《少年中国说》，因为阅读并进入梁启超世界的门槛很高。但最近，我读到了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的“阅读梁启超”（三卷），不禁想说，这套书以80余万字的篇幅，对梁氏浩瀚的思想与著作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和剖析，堪称当代梁氏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于寻常国人之阅读与理解而言，该书善莫大焉。

  梁启超的一生，以1917年请辞民国政府财务总长、并由此脱离政界为分水岭，前期，其所著皆首先考虑社会目的，而并非写作本身的艺术。是故，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虽颇为粗劣，政治宣传性与说教明显，他还是大力引进，大力提倡，并推为中国新小说之范本。他倡导“小说界革命”，把改良社会政治的重任，赋予了此类小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关于小说理论的几篇重要论述，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皆集中发表于其作为政治家而活跃的前期。

梁启超自称其为文，乃“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而时势“变异”过快，故其为“一时”“一义”所发之论随时变迁。在1902年为《饮冰室文集》自序时，他甚至说“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说读自己文章“作呕”，如此离谱的谦虚中，不难窥见其自嘲与矛盾的心理。

  作为一个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名世的启蒙者，梁启超自身的矛盾，其实，就是那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中几乎所有负有使命担当的学人的矛盾。这种犹如时代必然属性一般的矛盾，自然无损于梁氏伟大启蒙者的历史地位。

这样一位甚至被拔高为“近代中国精神之父”的人物，于情感之尊崇，堪称出人意料，从他将杜甫界定为“情圣”便可见一斑。“阅读梁启超”三卷之《文章与性情》中的《梁启超文艺观刍议》一文，于此有精辟分析。

“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梁启超说。就风格论，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显然相去甚远，梁启超却发现了他们本质的相同——他们都是“多情人”，都对天下苍生深怀悲悯与热爱。

  提炼出这一结论的梁启超，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情感至上论者”。“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在梁氏文章中，常出现严谨论述中突然就被情感冲破理性阀门的现象。他多次强调，“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这里又总是暴露出其矛盾的一面，“今日之我”不应该比“昔日之我”更加理性和成熟吗？

常理自然如此，但于梁启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后期，他已褪去其政治身份，而专注于可以藏之深山、并为“百世师”的学问。何为学问之道？他认为很多时候是超越理性的“情感教育”。而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教育的钥匙都掌住了”。

  在我看来，正如其以“情圣”界定杜甫，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拗的“情圣”。我此处所谓“情”，自然指梁启超文章中的“情”，而并不是在说他现实生活中对发妻的毕生深情，以及对那位华裔才女的绝不滥情。

这其实已跳出学术之外，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夏晓虹教授这套“阅读梁启超”中并未涉及，但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兴趣。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可以专门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