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温星《出滇记》

雷平阳（著名诗人、作家）

 
    我刚出版了一本诗选集，取名《出云南记》。所选的诗歌作品，多数还是“云南题材”，即评论界近期着力渲染的“地域写作”的典型例证。一本“云南之书”为什么取名《出云南记》？在自序中，我说：“将这本〈诗集〉取名《出云南记》，没有置身云南之外，获取另外空间的意思，我只是觉得选取的这些诗作，其场域和趣旨不应该限于云南，它们可以应对地域性之外的更多的虚无、丧乱和沉默。”

    温星的这本《出滇记》则不同，它呈现的是一批走出云南的云南人的精神史，切取的背景是大背景，指向上却有内倾之势。

    在客观的史料现场和传统的人文目光中，云南一直是边地、毒蝇小国、瘴疠之区，蛮荒，是外省的外省，是化外。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笔锋触及，汉字都有毒，没几个写正，没几个写得有血有肉，都像文痞骂唾。到了清朝乾隆时代，诗人赵翼入滇统兵抗缅倭，登高黎贡山，仍然觉得，如此惊心动魄的美景放在云南，实在是暴殄天物，不忘“归途我欲挟之行，携置姑苏虎丘路”。类似的文字读起来，让人心里真的高兴不起来，尽管这些“主流话语”并无太多的虚妄。

    《出滇记》是不是要“拨乱反正”，或说换以一种角度来看云南？初衷肯定存在这种正常的诉求愿望。可随着访谈人物的面积扩大化，再加之地缘政治的式微、文化一体化的强势，许多锁孔里看世界或小地方人显摆的文化心理也就随之消失了。

    民国十八年，护国余焰犹在，一本中国地图册上这么介绍云南，“云南实有倒挈天下之势。何谓倒挈天下？潜行横断低谷可以北达羌陇，东趋湖南而据荆湘可以动摇中原，东北入川则据长江上游，更出栈道直取长安而走晋豫，故天下在其总挈。全国一大动脉之长江, 唯云南扼其上游。所为纵横旁出，无不如志，然则云南省者，固中国一大要区也。”这段话，有其夫子自道的一面，可又字字坐实，算是议论云南的话语中的妙论。温星以其骨韵而遍访出滇的滇籍人士，又能绝弃夜郎自大，绕开轰天炸地的宣传术语，用有血有肉的语言，成日常之书，实在难得。

    我的《出云南记》与温星之《出滇记》，出版时期大抵相同，虽各有倾向，文体天别，审美各异，却也不失为喜乐之事。

    是为序。

 注：温星著《出滇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
10月下旬上市，国内各大书店有售，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