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市宣威最近刚曝出一起校园性侵丑闻，一所女生总共13人的乡村小学，就有8人遭到一吴姓老师猥亵。

    其中，最大的11岁，最小的仅5岁。目前，此人已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刑拘。

    今年六一前夕，来自广东、山西、北京、浙江、河南的6位母亲，向32省市教育厅、公安厅递交60多份申请，要求公开过去5年内究竟发生了多少起校园性侵以及相关处理结果。至今，此事无下文。

    我们不禁想追问——  

    作恶的为何又是老师？校园性侵频发原因何在？女孩子的“安全距离”该多大？留守儿童为何容易被性侵？性侵隐案究竟还有多少？如何降低被性侵者的伤害？

    春城晚报专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著名犯罪心理学和未成年人保护研究专家王大伟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解剖。

    

    【内版正文】

 

“校园安全主力军还是学生自身”

专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深度解剖校园性侵现象
     最近，全国各地不断有校园性侵事件被曝光出来：7月15日，福建龙海市法院判决认定，某幼儿园负责人的丈夫林某在园中对一7岁女童多次实施强奸、猥亵，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4个月；5月27日，深圳南山公安分局接报，4名学生家长称其小孩在南山区弘基学校就读期间被老师猥亵……

    宣威刚发生的这起校园性侵案件，仍停留在涉案教师被刑事拘留阶段，具体案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环境越熟越易放松警惕

 

   温星：在许多校园性侵个案中，实施性侵害的往往是学生们最信赖的老师，甚至校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为什么会是这样？

   王大伟：学校的性侵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涉嫌违法犯罪将要受到法律严惩。中小学生往往对越熟悉的环境和越尊重的人，警惕性就越低，这就是我们说的警惕性公式。对他们来说，学校就是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如果有个别的老师性侵了学生，学生往往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依然也不会有过多的警惕。所以我们要告诫广大学生，即便是在自己最熟悉的校园里，或者天天都走的上学的路上，也是需要随时提高警惕的，不要把人划分为好人或坏人，而放松对犯罪的警惕。

 

   温星：大家一般会想，是不是单身或离异的男老师更有可能去实施性侵？但有人统计过，实施性侵的老师不一定都是这样。

   王大伟：性侵是一种刑事犯罪，和实施者是不是单身或离异没有直接关系，并不因为他是单身或者离异就必然增加性侵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刑事犯罪，可能是出于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某种邪恶的原因或动机。对于正常的人而言，也并不因为是单身或者离异就会去实施这样的犯罪。

 

   温星：性侵害可以说是所有违法犯罪里最恶劣的，更何况由老师实施的针对未成年女学生的校园性侵。但在一些个案中，问责和刑事追究力度明显偏弱，有些作案者甚至仍在教职。这类情况，在您的观察中多不多？

   王大伟：我们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类案件一般有几个特点，第一是隐案较多，我们发现的少、暴露出来的少，实际上已经实施的肯定更多；第二是这种教师犯罪，打上引号的“教师”犯罪，有着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衣，有时候就放松了处罚，甚至有个别的教师直接逃脱了处罚，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第三，教师在性侵害的过程中，会有一种中和技术，什么叫中和技术？比如他说我是在给学生上生理课啊，我是老师在关心学生啊，就是这样一些幌子。第四，大家都觉得老师的地位很高，老师对孩子即使做错一些事，还是要尊重他，他毕竟是老师，不要处罚太严格，点到为止。这些个想法，虽然有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但它是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的。

   过去曾经有不少老师虐待学生，致伤致残致死的，其中一些最后不了了之了。有些是涉案的老师退休了，就退休吧，就不去追究了，这绝对不行。特别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对于中小学生的性侵行为，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给于严惩。

 

 

校园性侵频发原因何在？

涉及心理教育社会等多方面

 

   温星：校园性侵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您分析一下，此类个案频发，主要有哪几方面的原因？

   王大伟：犯罪产生的原因很多，理论上叫作犯罪成因的系统论。千万不要把犯罪原因简单归结成为一种。比如前面提到的是不是他们单身或者离异，犯罪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呢？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发生在学校的性侵，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教育因素，当地的小环境、当地的经济发展背景，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社会原因，案发当时学校是不是管理比较混乱？比如心理原因，这些老师是不是心理变态，有相应的心理疾病？比如说作案的客观条件，作案后是否容易逃脱，甚至，班上的小女孩是否根本就不明白自己遭受的这样的行为就是性侵？可能是许多因素，使得一些加害者可以逍遥法外，甚至多次得手。

   不要把校园性侵现象归结为单一成因论，要把生理、心理、社会、教育、当地环境及犯罪条件等综合起来，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而且，在对策上也必须是综合治理，绝对不能是单一的打击而已。

 

   温星：我注意到，被性侵对象年龄有越来越小的趋势，本案中最小的受害人就只有5岁。许多人都不可思议，仅仅5岁的幼女连性征都丝毫还没有，为何竟也成为了受害对象？这是否应该从作案者的心理方面去找原因？

   王大伟：性侵孩子的这些打引号的教师，尽管是极少数，但他们是害群之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和对学生造成的恐怖感，绝对不能低估。五岁的小女孩也被性侵，这是不是因为作案者心理严重扭曲，严重变态？当然。他甚至还可能有虐待儿童的虐童癖，反社会人格，等等。别说教师了，就是普通人，道德底线也不能这样。所以我刚才说了，心理原因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规避。

   但我依然要强调的是，不要把性侵案件的原因全都归结到心理层面去，实际上，理论上，犯罪成因有150多种，心理只是其中一个。犯罪心理研究在我们国家并不成熟，它更多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而不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科学。有些打引号的心理学家，往往图省力，从普通心理学中去派生犯罪心理学，这样也许简便，却远远不够。对于校园性侵，我们应该对作案者的心理做有长期的追踪，要有实验，要有统计，最后得出研究结论，这样才可能比较好的去预防。

 

 

女孩子的“安全距离”该大多？

网晒孩子照片勿泄露行踪信息

 

     温星：演员吴尊在《爸爸去哪儿》节目里带着三岁半的女儿一起洗澡的桥段，曾引发巨大争议。

   王大伟：父亲带女儿洗澡这个问题有多个层次，有的是文化层次，有的是社会习俗，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背景，可能会对可以带多大的女儿洗澡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父亲带女儿洗澡，女儿稍微大点，就要慎重。我们现在教小女孩有个歌谣：“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边不许别人摸，男孩女孩都知道。”这个“不许别人摸”，包不包括家长，尤其是父亲呢？这还是有点争议的，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这样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教会女孩子，即使是面对自己的亲人，在这方面也要慎重些。

 

   温星：我曾被人善意提醒，到朋友家做客时，最好不要去抱或亲他们家未成年的女儿。我身边的许多朋友现在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但一开始，有人会觉得这样心里很抵触，似乎是被人误解为“很邪恶”。

  王大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这个的理解也不同。比如在西方国家，一个卖鲜花的老人，来了个小女孩要买鲜花，老爷爷会送她一束，然后拍拍她脑袋说小女孩真可爱。这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是一种善。所以说是不是摸摸小女孩的头就邪恶了呢？也不能就这么说。再说回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前对这样的尺度掌握得不清楚。

   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安全距离”。女孩子的安全距离要大于男孩子，也许一个小男孩去摸摸他的脸没什么，但小女孩就不行。要是晚上，那安全距离更大，在一些陌生环境中，安全距离就还要再大一些。所以，我们要教给孩子，我们周围不仅有鲜花，也有大灰狼。是不是小女孩只认为周围都是鲜花，没有大灰狼，就是心理的一种健康发展呢？这是过去形成的一种误区。随着儿童性教育的不断发展，在这方面的意识要不断提高。我们过去可能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可能将来慢慢都要清晰起来、重视起来。

 

   温星：现在微博微信如此普及，越来越多家长喜欢晒孩子（尤其是女儿）照片，这里面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王大伟：这一点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不仅是可能面临性侵害的问题，更多是拐卖儿童猖獗的问题。很显然，如果你把孩子的照片、行踪过多晒在网上，不法分子就很容易掌握你们家庭的背景，掌握你孩子的行踪，可能就会有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郑重给家长提个建议，在微博和网络上不能晒孩子的照片和相关信息，尤其行踪信息。

 

 

留守儿童为何容易被性侵？

社会关爱及教育管理都不够

 

   温星：校园性侵事件往往发生在比较偏僻和贫穷的学校，校舍条件和安保制度往往非常不到位。这种情况一般被认定为校方责任，但从根本上看，我觉得责任其实不在具体的事发学校，而在于我国义务教务的基础投入远不到位。国家财政历年在这方面的预算和开支具体如何？

   王大伟：有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校舍不好的地方、贫穷的地方，性侵害案件的比例就高？这要打一个问号，不能想当然。当然，这些年被报道出来的，包括云南宣威市这次的案件，发生的学校确实距离城市远一些、管理也比较混乱，这是客观的，这方面我们是该提高警惕。现在大家的共识是，出现性侵害之后，都把注意力放在追责任上，这当然是积极的，但追责任远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我们更多要注意事前的防范，而不是事后的法律责任，把事先的防范工作做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我们一定要呼吁，把有限的财力投到最需要的地方，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舍较差的中小学，应该是投入的重点。不能因为确实存在投入不够、校舍不好等客观原因，就为性侵害的发生找到借口，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温星：校园性侵的受害者往往是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为什么更容易遭受性侵？您是否研究过，他们遭遇性侵的几率，比正常家庭孩子高出多少？

   王大伟：现在在农村，这一类受性侵害比较多的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在城市中，受害的往往多是打工子弟和外来人口的孩子，这个是有数字统计的。这说明这些孩子的社会关爱程度很差，他们更容易暴露在性侵害的范围之内，家庭对他们的教育管理都是不够的，学校对他们的管理也不够。有的孩子需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中间没人接也没人送。他们所受教育的条件，比一般城市孩子也有天壤之别。所以，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一家能解决的，需要整个社会齐抓共管。

 

   温星：那么，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比如，您作为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专家，应该怎么做？

   王大伟：我出版过《平安童谣》等许多这方面的书，把它送到留守儿童的手里。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采访，发现城里的打工者子弟不认识红绿灯，不认识斑马线，这些我们原本认为每个孩子都肯定知道的事情，他们竟然并不知道。所以，我的《平安童谣》里收了一个小歌谣：“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灯不抢行。向左向右看一看，一定要走斑马线。”

   也许有人会耻笑我，说你一个大学教授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留守儿童和打工者子弟真是许多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太缺乏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我们不要以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条件，来揣测这些孩子。

 

 

性侵害隐案究竟还有多少？

暴露1起隐藏的还有6起

 

  温星：从孩子自身的性格因素来看，哪一类孩子更容易成为性侵的对象？孩子自身是否也有一定责任？

  王大伟：这个就叫被害性，英文叫Victimity。中小学生生理上不成熟，受教育程度也还低，就具有了双重被害性，其被害性高于高年级的学生。其次呢，这里边也有学生自身的个体差异，比如有的家庭忽视教育，比如有的孩子性格内向、体质较弱，这样的孩子被害性都要多一些。我们不能够说哪一类性格特征容易造成被害性，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温星：校园性侵现象既然是发生在校园内，监护人是否没有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呢？

   王大伟：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到问责上，而要放到防范上。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我有次给校长讲学校安全的时候，一个校长跟我说：王老师，你讲的这些安全知识我们并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孩子死了伤了，出了事儿之后，该怎么跟家长划清法律界限，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这是少部分校长最关心的问题。这种说法不只是一个人，它代表了少数校长的真实想法。

 

  温星：这就是学校的立场，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只想逃避责任。

   王大伟：校园里发生性侵这样严重的事，学校、家长，各个方面都有责任。任何一方都不该想怎么去逃避责任，而是怎么事先找到校园里和孩子身上的隐患，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当然，留守儿童、打工者子弟的家长迫于生计，对孩子的监管不到位，他们本身也是有责任的，但如果我们片面去强调这些责任，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温星：几乎所有受害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这这样的事情是“家丑”，在遭受这样的厄运后通常选择含恨隐瞒，极少会及时报警。这是否在客观上放纵甚至是助长了这种现象？

   王大伟：对。性侵害案件，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的比例是1:7，也就是说暴露出来一起，后面至少还隐藏着6起。不仅中国，全世界都这样。

 

   温星：就在这次老师猥亵8女生的同一个城市的另一个县，去年曾推出旨在加强校园安全尤其预防校园性侵事件的“安全信息员”制度，具体而言就是设置秘密的信息员，留意观察收集各种蛛丝马迹，及时向“单线领导”汇报。您觉得这个做法能有用吗？

  王大伟：产生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抑制犯罪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如果这个安全信息员能够观察到犯罪的隐患和苗头，及时发现，报给领导，从而杜绝或减少校园性侵害的发生，我认为它是有积极作用的。现在西方的警务改革，叫做社区警务运动，也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也就是我们过去搞治安工作的光荣传统，就是打人民战争，让犯罪分子暴露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这里必须注意，这些安全信息员发现的线索一定要核对，不能道听途说，要有证据，一定要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

 

 

如何降低被性侵者的伤害？

从生理、心理及法律三方面救助

   

  温星：我记得您有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中学生被害研究》，您在其中所研究的样本，有多少是校园性侵？校园性侵的侵害对象全部都是女生吗？是否也有向男孩子延伸的苗头？

   王大伟：这里面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法律层面，一是犯罪学层面。从法律上来说，我国关于强奸案的界定，只应对女性，也就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才能定为强奸。所以从法律层上说，一般的性侵害特别强奸，被害人只能是女性。但是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来说，校园性侵的对象也包括男生，也就说小男孩也要注意性侵害的问题。研究表明，实际上，每个小男孩回忆童年时，都会或多或少发现曾遭遇过一些性侵的苗头。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童谣说“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男孩女孩都知道”，这里面有层意思就是说，男孩也不能摸。

 

  温星：学校、家长及孩子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尽可能降低校园性侵发生的概率？您有一套视频教学课，主题就是这个。

   王大伟：怎样做，才能尽量让孩子远离伤害？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家长要起得监护作用，学生要让他们知道有大灰狼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学校，哪怕是很贫穷的学校，也要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和教育。我觉得，校园安全的主力军或者说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学生自身。也就是说，学校、家长和孩子这三者之间，最重要的是给学生们上课，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增强他们自警、自助、自救的能力和技能，这个是降低学校性侵害发生的关键之所在。

   在这方面，我就一直在呼吁要有专门的儿童安全教材、专门的演练，我主编的《平安童谣》《平安童话》，还有《平安童操》，就是要把这些技能教给孩子。我强调学校安全，从不去讲一些大道理，而是讲一些可操作性的警语，比如“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这叫警语，非常好懂，有操作性。

 

   温星：在已经遭受性侵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去尽量减少受害人的伤害？对这个不幸的群体，是否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心理救治或干预机制？

  王大伟：如果已经受到了这样的伤害，有三方面的救助。第一个是生理救助，发生性侵害案件之后，要去看医生，做及时的治疗；第二是法律救助，性侵孩子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必须依法严惩，这就需要搜集毛发、精斑、体液、抓痕、现场遗留物，作为证据，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媒体不得曝光被害人的照片和真实资料；第三就是心理救助，这个在国外有一个专门的理论体系，叫作被害人救助。相应的被害人救助机构中，有的是以前的被害人，有的是退休工人，有的是社会各界的积极分子，也包括有爱心的警察、老师。在西方这个历史不短了，我国可以借鉴。

 

   温星：这个机构，是针对所有刑事案件被害人，还是专门针对性侵害案的被害人？

   王大伟：各类案件的救助都有，也有性侵害救助中心，专门针对性侵害案，对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给予24小时的应急救助。性侵害救助，在我国还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