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注暴雨，
其实是关注灾难中的人性
2013年8月1日春城晚报·深度事件·记者年鉴
特约撰稿：王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浏览春城晚报《深度事件》周刊的报道，看到昆明全城被暴雨淹没的消息，特别是那些图片，看着实在是触目惊心。城市无论高低，无论发达与否，都经历着暴雨的肆虐破坏，有人建议城市应该重构下水道系统，有人讨论政府的作为不够，还有人不断讲述着自己那天的遭遇，用或悲情或淡定或可乐的表情。
　　这些，都让我不由想起了1年前北京的那场暴雨。
　　新闻工作者很喜欢说自己是在给历史学家做草稿，可是，你的草稿合格不合格，确实关乎今后历史的写法。如何写好草稿，是这些年一直困惑我的问题。
　　很喜欢报道集《巴黎烧了吗？》，讲述的是二战后期，盟军进入巴黎前后的故事，作者采访了几百位当事人，包括当时德军驻扎在巴黎的城防司令，通过各种人在那前后的表现和故事，全面地覆盖了那段历史。
在这场北京暴雨里，我们关注的，也始终是灾难中的人。

突发而至的暴雨和增刊

　　2012年7月21日那天，我缩在家里，没有出门，因为杂志的出刊周期，造成了我们对新闻的选择有时候不一定足够理性：周六是下期杂志的做版流程期，封面故事已经确定并且完成。此时此刻，窗外的大雨正在形成一场粗暴的灾难——虽然关心着微博上的动态，可是心里想，要是临时换封面，肯定来不及了吧？
　　确实来不及。谁也没想到，主编朱伟决定采用增刊形式，来完成对这场大雨的报道。
　　我被分配做暴雨增刊的主文，当初定的是两篇大文章，一篇写暴雨，一篇写暴雨中的城市交通。此时微博上的死亡人数尚未公布，只有抱怨交通瘫痪和堵车的，包括有些机场志愿者接人的故事。
　　现有人手分成两拨，我这边有两个记者帮忙，还有几名实习生，人力并不充足。好在我们的同事，包括实习生，不少都有做灾难报道的经验。也正是这种平时的锻炼，让我和同事们面对这场暴雨的时候，能够特别冷静地去想应该如何完成这个选题。

感谢微博和“公民记录者”

　　看了一些材料后，初步判断是，现在的报道分成两种基调：一种是我们后来称为 “下水道崇拜”思路下的报道，批评北京的下水道设施极其不完善，拿北京和别的国外城市对比，认为只能抵抗3年一遇洪水的排水设施不合理；另外一种则是所谓“弘扬”，宣传暴雨中的救援，包括志愿者的互助，等等。
　　这两种基调都让我有点怀疑：其一，北京是一个少雨的城市，尽管近年暴雨见多，可是，如果一个少雨城市修建50年一遇的排水设施，是不是也不正确？其二，宣传救援更是灾难报道中的陈词滥调。
　　基本判断是，一个在暴雨下几个小时就受灾严重的城市，是何其脆弱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如何准备迎接暴雨的？暴雨不断升级后，是如何应对的？管理部门、普通市民包括那些冒雨而出的人们都是何种心态？
　　许多此类的报道，常常放大政府的角色，或者将其作为批判主体，或者将其作为救援的主体。我的想法是，政府与市民一样，同样是面对灾难作出判断和反映的主体，它的反映的失职或超常发挥都是我们的报道内容，而不是把罪责都推在它身上——我们该做的是记录灾难，在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面前，谁也不能幸免，倒真是实现了“人人平等”。
　　7月22日下午6点，我叫同事贾子建带一个实习生去重灾区房山现场，顺着公路一直往里走，把房山的所有情况摸一遍：转移小学生的学校，死去的派出所长，被山洪冲毁的山村，包括京港澳高速上的救援队；同事吴丽玮则去联系政府部门，看他们都如何就暴雨作出反应；同事杨璐周一才加入进来，没想到她采访到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21日上午，北京防总是将暴雨当作一场“喜雨”来迎接的，这也事出有因，是北京多年的干旱让他们做出这种仓促的判断。
　　还有些暴雨中的非常典型的人物线索：一个孕妇因为要去医院生产，可是道路被淹没，她最终如何去到的医院？一个经过广渠门的普通人，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迎来了他的死亡？生命与死亡交替，欢乐和痛苦并存，这，也许，才是真实的世界。
　　对了，感谢微博，和那些难以计数的活跃于微博上的“公民记录者”，是他们让各个信息源第一时间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在过去，找到这些线索和故事点，恐怕需要花费至少多一倍的时间。

“面对自然，我们太狂妄”

　　在舟曲做泥石流的时候，很多记者会去强调，是因为破坏了绿化，山上才有泥石流爆发。我的感受略有不同，人口膨胀和森林减少，与其说是我们当下的问题，不如说是现代社会的困惑——一篇灾难报道，不应该去谈论一个你无法解决的巨大问题。
　　所以，我当时的做法也是回到受灾者当中，细心地采访受灾者，一个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普通干部，一个在泥石流现场生孩子的妇女和新婚中丧失了全部财产的小夫妇。相比起那些空洞的结论，我更关心人的命运，也许，这是报道对记者的要求形成的思维习惯，《三联生活周刊》需要详尽的事实，而不要一个只有概念没有事实的说法。
　　大概正是这种想法，使得我们北京暴雨的那期增刊文章最后呈现的时候，没有成为一个概念式的报道，而是充满了各种暴雨中的人的反映。
　　我自己采访气象预报人员，包括专家，第一个采访就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暴雨：这位气象分析师不让写他的名字，却很愿意详细地分析暴雨的概念。当时北京房山的一个镇就下了400多毫米的雨量，相当于北京全年降水量的80%。这种暴雨的力度，再去谈下水道问题，显然有点不太全面。
　　事实上，把一切推给下水道，有点现代人的自大，认为一切问题在城市都可以解决，城市人凭什么还得面对灾难?对这种自我意识我很反感，面对自然，我们太狂妄了——所以，再次确定主题，“城市人的天灾”。
　　本来我们还想找一些关键采访对象来串整组文章。很遗憾，我和同事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物线索，来作为贯穿整个文章的主线人物。一般而言，我们在看美国灾难片的时候，总会对其中某个精彩的小人物感兴趣，他既是小人物，又是英雄，最后，还总是能化险为夷。或者，他是科学工作者，他的研究使他和人们在灾难中逃离了死亡。
　　可是，在这么只有两天时间的采访中，实在没有足够的工夫去物色到这样的人物，我甚至还想到了防汛办，想着要是防汛办某位专业人员当天的故事能完整展现出来，也许能推进全文。很可惜，电话的那一端，是冷漠的喝斥和拒绝。

灾难中的人和人性

　　所以，剩下的主角，实际是天气。推进的线索，是笨方法，时间线索。依靠时间的推进来写北京整个城市的变化，从早晨起来，只有几名专业气象预报人员的兴奋，从雨来得如何“暴力”；再到防汛人员的准备不充分，到下午的预警逐渐升级，可是拯救北京的时间已经太晚，于是，四处出现了灾难。
　　我采访的一位专家很惋惜，他说，如果真能按照预警的要求去应对，至少死亡能减少很多。北京真是一个脆弱而粗疏的城市，尽管看数字时，也许能看见有关部门出动了多少人力，可是我们用细节还原的北京却不是如此：所谓每个立交桥下面的巡警并不一定正好在；排水系统面对的是整个城市越来越水泥化的悲惨事实。
　　城市的细节，必然和人的细节联系在一起。我把孕妇故事和球迷故事，包括一些志愿者的故事穿插在文章中，这是整个的真实的北京；另一个重要的地点是房山，事后证明，房山是重灾区，两个同事的报道非常全面，他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房山能拿回来的信息都拿回来了。这样，大雨报道就基本成型了——事实上，这不是全景式的报道，我们关注的，始终是灾难中的人和人性。
　　看到出版后的刊物，有个感受：缺陷就在于仓促，很多地方过粗；可是成也仓促，大家都被三联的时间效率感动了，所以批评比较少。
　　同事在房山采访，后来有个精彩的细节漏了：某山村的打捞者打捞上来一个婴儿的尸体，因为家属不给钱，他又给扔回去了。可惜后来文章没有使用——这倒是我对这场城市天灾的基本判断：暴雨来了，暴雨走了，可是，改变了什么？
　　基本上没有改变：政府部门缺乏自责精神，城市人依然自我膨胀，我们的社会，依靠着善良者的善心，可是，这个东西，同样有点脆弱。
　　我很后悔最后用的标题是“暴雨改变北京”，也许，往反方向做一个标题会更好，不过，真是太仓促了，写的时候都顾不上更进一步地思考。

【编者按】
　　2012年7月21日，北京城遭遇近年来罕见特大暴雨，引发房山地区山洪暴发，全市受灾人口190万，经济损失近百亿元；2011年8月13日，美国纽约降百年一遇暴雨，创美国国家天气服务116年前记录降水量以来纽约市单日降水量最高纪录。
　　2013年7月19日，昆明突降罕见特大暴雨。为何全球范围内许多城市都频频遭遇相同的命运？在策划该专题深度报道时，我们想到了一年前北京那场同样罕见的特大暴雨，想到了《三联生活周刊》那期全纪录北京暴雨的增刊，于是，便约请该刊主笔王恺先生，撰写一篇深度的反思性手记，以为我们反思昆明暴雨的他山之石。

【春城晚报·深度事件/主编 黄娅黎 温星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