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莲年轻时对人生有许多期许。比如，上大学，在学术氛围浓郁的校园里接受教育，享受和所有城里人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她有一样梦想的，还有许多农村女孩，包括她的姐姐和侄女。

    小莲的确走进了大学校园，包括她的姐姐和侄女。但不是去读书，而是当上了她们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人体模特。

    辗转在艺术和世俗的夹缝中，她们谨慎地生活着、工作着，她们忌讳谈论她们的职业、身世以及未来。

    和许多常年干人体模特的人一样，小莲们不同程度患上了风湿病，一到天气变化，肩部、腰部疼痛难忍。她们尝到了这个职业给他们带来的身体上的真正疼痛，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所谓艺术、高雅背后的冰冷。

    自上世纪初画家刘海粟拉开人体模特写生的帷幕以来，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裸模，仍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观念或道德层面上的博弈。

    小莲与服务学校的一场劳资纠纷，将这个行业的生存状态再次展示。在一群人体模特为生存或者以艺术的名义“裸露”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裸模”双面人生下的世象百态。

【内版正文】

三名农村人体模特状告艺术学院背后

一场官司揭开 一个隐秘行业 

    小莲干这行，已经整整17年了。

    这17年间，小莲周围出现了像她一样的人体模特：他们或许是街头的流浪人，或许是社区的义工，或许是外来的民工，或许是温顺的妻子，或许是粗鲁的丈夫……

    这是一个最初对她们而言不能与家人说的“忌讳”职业，而如今，人数越来越多，“不齿”变成了相对容易赚钱的职业。她们在这个行业始终没有离开，尽管，她们认为，收入只能维持家用。然而，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了，17年后的一天，小莲被学校以“钟点工”的名义，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了，一同被“开排”的，还有她的姐姐小兰、侄女小芬。17年来，家人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她们也约定永远不告诉家乡人，家乡在她们看来已经是异乡，她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家。

一个人体模特的困难寻找

    中国第一个人体模特出现在1917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上，人体习作素描骤然触发了一场人体模特风波，作为最早引进这种艺术实践方式的教育家，刘海粟被斥为“艺术叛徒”……使用与禁止的斗争在中国从此开始。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体课成为美术系学生的专业课。这是一门必修课。然而，寻找模特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不能完成必修课程，也就意味着不能如期毕业。

    1996年时，云南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油画班的7名学生比今天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在麻园村附近，他们能找到一些老年人进行肖像绘画，而人体课却没有办法上，特别是年轻一些的模特，他们所需要的是几个年轻的能勇敢站上台的人体模特为他们上课。可是，谁会愿意呢？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发愁，老年的模特是附近村子里招的，多半给他们画肖像，但我们需要画一些人体，又苦于找不到人体模特，特别是年轻的人体模特。”当年的学生周锋记得，他们最后商量的结果，去劳务市场碰碰运气。

    在征得老师同意后，周锋和班长等3名同学先后两次来到董家湾劳务市场招人。

    在小莲记忆中1996年的董家湾劳务市场非常热闹，人来人往。小莲像其他求职者一样站在人潮中等待幸运的降临。

    1996年5月3日下午两点左右，周锋他们3名学生在劳务市场，一眼就看上了小莲，个头不高但清清秀秀。“我们问她是不是来找工作的？愿意去大学工作不？”当年的另一位同学记得，这个小姑娘当时听说是大学，很高兴，急切地问让她到学校干什么？

    周锋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小姑娘描述人体模特，又担心如果说了，小姑娘肯定又不会去了，他们已经在劳务市场蹲守了两天，碰过了软钉子，有个姑娘扭头就走了，还说他们耍流氓。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大学生，是来招人的，我可以去学校当模特，坐在教室里面给学生们画。”小莲当年对模特没有一点概念，一位同学告诉小莲，做模特就是坐着，“像照相一样”。

    而更吸引小莲的，是她能去大学工作，这是她做梦都想不到的。毕竟，她也和同龄人一样有过大学梦，但是，因为家庭贫困，她初中毕业后就失学了，从偏僻的山村进城打工，永远错过了。

    她还从这3名大学生中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消息，学校发的固定工资是每个月150元，如果她嫌少，可以去跟学校和老师商量。“那时候150元的工资已经算高的了，我很满足了。”

    小莲当即爽快答应了。

    1996年5月6日早上7点左右，18岁的农村姑娘小莲，拎着简单的行李，高高兴兴住进了大学校园的宿舍。

    一生最难熬的一个半小时

    时至今天，中国每年对人体模特的需求量在1000人以上，并逐年增多，人体模特的主要从业人员，虽有变化，但主体依旧是农民、清洁工、保姆甚至“棒棒军”；而对于艺术院校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对各种年龄段的人进行绘画，固定的人群对绘画是有制约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996年5月6日早上9点。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班。

    20平米的教室墙上贴满了同学们画的老年人的肖像，教室里7名同学，3名男生和4名女生，还有一位马老师，都非常高兴地在门口迎候着小莲的到来。

    “好好照顾和安抚她，让她继续工作，不要让她走了。”办公室黄老师对马老师一番叮嘱。

    开始上课了。“这节课是人体课。”马老师说。

    学生们满怀期待。

    女班长拿来一块布，并让男生先出去，然后让小莲脱去衣服。“我穿了3件衣服，脱了第一件时，马老师说不行，我脱了第二件，只剩最后一件内衣了，马老师还说不行，要全部脱掉。”小莲如雷轰顶，才知道为什么办公室的黄老师要再三地叮嘱。

    “不是说画画吗？为什么要脱衣服？”她开始掉泪，她这才明白，人体模特是什么意思。

    “不行，这样的工作我不做了。”小莲既羞且怕，她全身发烫。她抹着泪，去穿另两件衣服。

    一场漫长的拉锯，在几位女同学和农村姑娘间展开。小莲拽着自己的衣服要穿，而几位同学恳求她为他们上一堂课，因为没有人体模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上过这堂课了。

    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时间就这样在小莲胀红的脸和不住的摇头中慢慢流逝。学生们还在不停地请求小莲的帮助，“我该怎么办，这种丢人的事被人知道了怎么办？”小莲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的这种想法。

    “小莲，求你了，就只上这一堂课，帮帮我们。”班长再次恳求。

    “好吧，就这一次，我不要钱，就帮你们一次，我马上走。”小莲终于点头了，她觉得这是她做的最坏的一次决定。

    一切都准备好了，男女同学落坐，开始调色画画。

    小莲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半小时，她内心煎熬、挣扎。她听着老师叫她摆动作，她很僵硬，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自己，“灵魂都飞了”。身下的衬布被滴答的汗珠湿透，她一直都想呕吐，但她一直忍着。后来，她知道除了心里的恐惧外，还有她从来没有闻过的颜料的味道。

    本来该再上半个小时的课，看到小莲支持不住，马老师叫小莲可以休息了。

    小莲穿了15分钟才把衣服穿上。女同学们在旁边安抚她，她开始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走出教室，她又开始不停呕吐。

    “这是正规工作，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工作，学校也有其他人做这份工作。”老师苦口婆心，并告诉她，这份人体模特的工作是高尚的，因为她是在为艺术献身。

    一段难以启齿的双面人生

    已经从事艺术工作的周锋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是不容亵渎的。不论当年还是现在，他们在临摹人体模特时，可以用“心如止水”来形容。一位雕塑家说：“我们4年的大学，有3年是上人体课，根本不会有什么想法，上课、学习、完成学分，或者说已经麻木了……”

    而1996年的农村姑娘小莲，对人体模特这个行业完全是陌生的。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启齿的职业：羞耻、哭泣、拒绝，直到接受。

    面前的小兰，40岁，看上去很憔悴，“压力很大，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天打官司”，她禁不住哭起来。她是小莲的姐姐。1997年2月，她在妹妹的介绍下，从一名纺织女工转行为人体模特。

    20年在昆明打拼，如今，小兰已人到中年，这些年，一家人一直租房子住，出租房就在麻园村附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对面她上班的云南艺术学院。“儿子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就是指着对面的大学告诉他在那里面，儿子还小，他认为他妈在大学里面上班很骄傲。”

    可是，儿子不知道小兰心里有多苦涩。她和所有孩子的母亲一样，早早起床，为儿子准备早点，送他去上学。然后再跟丈夫说自己要去学校扫地了。学校里8小时的课是安排满的，她要坚持坐8小时，按老师的指点摆出各种姿势，一天8小时，课上下来她可以获得100元的报酬。

    中午和晚上，她都会和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下班回家到市场买菜，讨价还价，回家做饭，偶尔报怨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总是发作的腰疼病，叫儿子给她捶捶酸痛的背和腿。

    这些年来，打工的丈夫并不知道她干的是人体模特这一行，因为还有妹妹和侄女和她一样在学校“扫地”，她隐瞒得很好，丈夫并没有任何疑虑。

    “我告诉我姐，老师说我们是在为艺术献身。”小莲在兄妹中排行老九，小兰是老三。虽然自幼丧父，因为是家里的老小，在小莲的记忆中，她总是能感受到来自母亲、兄长、姐姐温暖贴心的照顾。

    1996年的这次择业，让小莲为难了。

    “是个好姑娘，身体条件好，敬业、单纯，好多学生都画过她。”“那个年代需要勇气，这是个有勇气的姑娘。”当年把小莲从人才市场领回来的周锋等7位同学至今都这样评价小莲。

    第一堂课后，学生们都认为一定要想办法留下这个姑娘，否则，他们将再次面临不能上课的困境。7位同学开始轮流请小莲吃饭，为她打饭。学校的老师们也都来劝小莲留下来。

    面对这些大学生和大学教授的恳求，小莲心软了。

    可是，接受了这个职业，来自精神的重压让她喘不过气来。“上课就像行尸走肉，下课不敢出宿舍门，最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一向直言快语、活泼开朗的小莲，变成了另一个人：自闭、不敢抬头看人。3个月里她足不出校——孤单、无助、难过又漫长。她告诉当纺织工的姐姐她在给学校扫地没时间回去看她。

    3个月里，小莲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时候，做人体模特，一节课是4元钱，一天是16元钱，加上每个月学校发给小莲的150元的固定工资，小莲满足了。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半年后，一直跟三姐称自己在大学扫地的小莲决定跟三姐摊牌，因为学校老师叫她再帮助找几个人体模特。这个当初她认为要隐瞒家人一辈子的职业，她决定让姐姐也来做，“工资能保证生活，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要求。”

    刚刚失业的纺织女工小兰，就这样和妹妹一样，当上了人体模特。之后，是她们的侄女小芬。

    她们的固定工资从最开始的每个月150元，1999年涨到了200元，2003年再涨到了每个月300元，一直到现在，固定工资仍是300元。

    3个女人先后成家，但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干的这一行，这是她们彼此永远的约定。

    一份职业的心理落差

    “这份职业是一分值得尊重的职业，不管时代怎样发展，我们应该给予尊重。”周锋说，现在这种情形，他也是有耳闻的，早不如当年他们统招时一个班寥寥几个学生对一个模特的尊重。“与社会观念有关，当年模特那么难找，现在不一样了，就像做生意，你情我愿，所以，这和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有很大关系。”周锋说，学生对自己绘画对象的身份的不认同，导致了他们道德观的缺失。然而，这种现状的改观，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李今年65岁了，他是麻园村附近的农民，平时，种地、带孙子，和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没什么两样。他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人体模特。他经常出没于各高校的美术系。和他一样的人，据他说还有几十个，但大家都彼此认识却极少攀谈，“这是一个谈不得的职业，很忌讳的。”

    2011年，他在村里另一个50岁同行的介绍下，当起了人体模特。他不像小兰她们有固定工资，“就像做生意，往往是学校一个班的班长找到我们，或者我们主动去找他们，双方讲价，同意就成交，临时模特，就是学校说的钟点工。”

    云南艺术学院的一位班长说，他们现在找模特都是在附近的城中村寻找，与过去相比容易多了，有时候，人体模特会自动来联系他，但是时至今日，“更多的是底层打工者或农民，极少能找到城市白领或者蓝领做这个工作”。他们给这些人体模特的报酬是从班费中拿出，之后再与学校结算。

    老李上一天8小时的课，他所拿到的报酬是每天100元。如果按每节课算不到13元，不过，老李说，他也只是给学生上三四天课，其他学校他也跑场去做“人体”，“所以站一天能拿到100元也不错。”

    老李并不在乎自己被学生们画成什么样子，他说，他和他周围的临时模特都是一样的想法：做生意，就不必计较那么多了。

    10多年来，小莲也真的不计较。

    有一次，坐在沙发上，身上的衬布已经满是汗渍，前排的女生拿着画笔指示她不要乱动。画室里，仅有铅笔的沙沙声。通常一幅人体素描要一个星期才能画好。整个一周，小莲要摆出同一个姿势，她侧卧在软垫上，左手前放，右腿自然弯曲。

    小莲卧在那里，常常会想起从前，1996年到1998年的两年间，她是那个7个人的油画班的“御用模特”，同学们待她亲如姐妹，有一个挡板遮住她脱衣服，上课时门关着，每隔10多分钟，学生们会问她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下课时，学生们会等她穿好衣服一起去吃饭。

    偶尔，她会去到学生画架前看看把她画成什么样子，胖了还是瘦了，看到画得像的，她会从心里笑出来。

    现在呢？小莲们坐在台上，大门可以敞开，人来人往，有换桶装水的，有推销颜料的，甚至还有进来打扫卫生的，如入无人之境。学生们熟视无睹。“我们就只好骂他们，叫他们出去关上门，但不一会儿，门又开了，我们也习惯了。”在这样的情境下，她们来上课，从来不敢穿白衣服，因为环境不允许，也因为她们找不到存放衣服的地方。

    小莲总是在学生们蜂拥出了教室去食堂吃饭时，一个人默默地把衣服穿上。

    对这个职业的尊重远不如从前。

    一场对簿公堂的官司

    小莲他们该不该端上铁饭碗？她们的代理律师云南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穆英认为是，这个案子中的3人已经与学校形成了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即使一审赢不了，二审他会免费帮她们打官司。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饶宝静说，人体模特属于比较特殊的职业，进入这个行业，无须用高尚的理由来粉饰它，只需要遵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支付报酬就行，除此之外，模特不该享有法律之外的特别待遇。但就本案而言，她认为3人与学校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合同关系。

    每个月学校发300元固定工资，每天上课，可以从班长那里得到100元的报酬。“不是天天都有人体课要上，加上固定工资，我们每个月也就1000多元钱，不够养家。”小莲3人，偶尔也像其他钟点工那样，去跑场。

    “我其实想过无数次，是不是换一下工作，去做点小生意，要不然就回家种地。”不过，小莲发现，她已经在这个行当干了17年了，青春已去，她不知道自己如果离开了熟悉的环境，还能再去选择干什么。

    16年前的3张饭票，学生和老师们送给她的新年贺卡、乘车卡、当年学生们随手给她画的像，这些小莲全部都保存着，甚至，如今，她手机里的200多个电话号码，全部都是大学老师和当年画过她的学生的。小莲想把这些留着，等老了的时候，慢慢回忆，慢慢咀嚼，她想，在这段青春期岁月中，一定能咀嚼出丝丝甜味，甚至是幸福的味道。

    小兰认识学校里的好多学生和教授。有一次，丈夫来校园找他，“他很奇怪，我一个扫地的，为什么认识那么多人？我当时就敷衍，在学校那么多年，我认识这么多人很正常啊！”

    也许，对这个熟悉的环境，小莲和姐姐、侄女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今年4月，学校老师告诉她们3人不能继续在学校做了，劝他们离开，但他们得不到一分钱的补偿，只是一次性发给了他们5个月没有发的工资。

    “我们找学校找了3次，给我们转岗让我们扫地都行，但他们只是说，我们是钟点工”。

    7月15日，小莲、小兰、小芬坐在了原告席上，面对他们的是被告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一名清洁工之前承诺为他们作证，但因病未能出庭。没有一名学生愿意为她们作证。

    当年招她们进来的学生、老师，多年来小莲手机里保存着的一个个电话的主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证实他们3人与学校之间事实存在的用工关系。

    “我们打这个官司，不仅仅是要讨回属于我们的物质补偿，更是为了我们人体模特的尊严而战。”

    小莲第一次，说到了尊严。

    本报记者  邓建华  （实习生 熊鑫任常青对该文亦有贡献）

    文中小莲、小兰、小芬、周锋均为化名

 【春城晚报·深度事件/主编 黄娅黎 温星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