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语者
2013年3月18日春城晚报·人物周刊
宋代法医学名师宋慈在一件件扑朔迷离的案件中,施展各种技法,将案件大白于天下。宋慈,被后世称为“宋提刑”。今天,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一群现代版的“宋提刑”,他们的身份是警察,他们的身份也是法医,在众多“宋提刑”中,程宝文便是其中一位。
“我更想用这刀
剖出藏于重重迷雾后的真相
一切的冤屈与不平
都应各得所安”
人们用“尸语者”形容法医。在一个个血腥暴力的案发现场,有程宝文的身影。在寻找蛛丝马迹的证据时,他面对亡灵,与他们对话,在最隐秘的角落,找到了真相。他用刀剖开重重迷雾,在与上千具尸体打交道的过程中,让真相大白。
“若是血污也就罢了
若是尸臭也就罢了
惯于世人流俗的目光
苦亦平常 痛亦平常”
他,挑战禁忌,二十年坚守法医职业;他,战胜恐惧,在还未僵硬的尸体和血肉模糊的伤痕里寻找死亡之谜;他,相信正义,只要让“尸体”说话,就能让冤屈和不平得到伸张。
“用血与火去淬炼
正义与公允的价值
即使如千年冰雪般冰冷的双手
也有着炽热的温度”
侠骨仁心还是铁石心肠?二十多年的法医生涯,程宝文告诉人们:“与良知同行,我是如此无怨无悔。”
【内版正文】
程宝文
与良知同行 我无怨无悔
公交车爆炸现场,血肉模糊,究竟谁是真凶?丢弃在深山沟箐中的一家老小,如何为他们申冤?老房子中已经化为白骨的尸体,要如何下手,才能验出其死亡的真相?
无数挑战心理极限的案发现场,血腥、残忍、暴力、刺激、真实、震撼!
法医程宝文面对这样的现场早已数不清。如今,他镇定自若。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法医小子到积累了20多年法医实战和理论经验的法医学博士,程宝文对刑侦特别是DNA几近痴迷,法医不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事业,在重特大案件的侦破中,他的检验最关键,他的证据就是最后的铁证。
他笑言,自己的角色有点像元芳,案件侦破到关键时:“元芳,你怎么看?”
闯“三关”方能成“正果”
现场,是法医提取证据的关键地点。二十多年了,程宝文和他的同事们,终日忙碌于伤痛和死尸间,长期与血淋淋的现场、腐烂恶臭的尸体打交道,永远面临血泪和死亡,让伤者得到安抚,让尸体“说”出真相。
在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技术处法医室,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程宝文,瘦高、清爽、精神、文质彬彬,同事们都称他为程博士。你想象不出他在血案现场是怎样的飒爽英姿,但他的确在刑侦战场上获得了许多荣誉,也得到了同事们的首肯:他在“PCR在法医学中的应用研究”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2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公安部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专家。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4次,优秀公务员5次。在重特大案发现场,程宝文是主角,在法医室的各个实验室和鉴定室,也同样是程宝文的战场。
程宝文是玉溪人,1992年,24岁的程宝文从昆明医学院法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了玉溪市新平县公安局任法医。在该局,程宝文当时是唯一一名法医,大大小小的案件,程宝文都出现在第一现场。
刚开始,对法医并没有更多的概念,“想着搬尸体的有工人,做解剖的有技术员,法医主要就是做做毒化、DNA、毛发血型等技术检验,看报告下结论就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等到真干起来,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原来他从事的是必须直接与死者接触的工作,而从搬尸体到最后检验,他都要自己动手,这才真正体会到了现实永远不会有想象中那般美好。“法医不是我最初想的那样,随随便便就能当好,这个职业需要的不仅是面对血腥现场的勇气,还需要有无比强大的内心和精神支撑”。
1992年11月的一天,新平县公安局接到基层派出所的电话,有一家三口在去贩猪仔的路上失踪,几天后在一个山谷的箐沟中找到。现场,两大一小尸体早已血肉模糊,高度腐烂。他在玉溪市局老法医的带领下,戴上手套,开始验尸。“我那时感到的是恐惧,当然还有悲愤,一个人为了20元钱杀了一家三口。”
“作为一名法医,面对高度腐烂、布满蛆虫的尸体,你必须闯过惊恐、尸臭、尸检三关,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恐惧”接二连三来了。一次,程宝文和干警们接到报警称在某县一长期关闭着的出租房的门缝内流出了血水,并发出了阵阵恶臭。他们赶到了现场。
打开这间长期被关闭的出租房,恶臭扑鼻而来。但法医是不能戴口罩的,因为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嗅觉去辨别尸体的死亡时间和腐烂程度。只有3平米的房间内有一张床,床下便是两具被塑料布裹着的尸体。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当他把塑料布揭开时,蛆虫立即“哗哗”地掉到地上,有的开始沿着墙壁爬,如果脚不动,它们便会沿着筒靴向上爬。程宝文感到既惊恐又恶心,“发干呕,特别难受”。
“我强忍恐惧,戴上手套,拿着解剖刀在一碰就烂的腐尸上慢慢划。死者胃里包括气味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成为破案依据,我将手伸进蛆虫堆中,寻找每一个细节。那天在尸体旁边蹲了几个小时。”
见了食物没有食欲,夜晚噩梦不断,全身直冒冷汗。那种恐惧让程宝文刻骨铭心。为了克服恐惧,他在半年中还是咬着牙一次次去经历这种恐惧,直到从那种恶心和恐惧中脱离出来。
“慢慢地,我不怎么怕了。”因为,他每天都必须接触到许多像这样的伤痛和血腥现场,他开始习惯。说起这些,他是平静的,他早已习惯了面对这众多的血腥。
让技术成为“断案”的“眼睛”
1994年,云南省公安厅第一次组织了DNA技术的培训班,那时,这项技术并不成熟,法医们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程宝文也不例外。
1994年,因为英语功底扎实,又有实战经验和法医本科背景的程宝文调入玉溪市公安局,他还是当法医。在干法医的同时,程宝文还会利用业余时间看关于法医学方面的外文书籍。
那个时候,在程宝文的印象中,先进入现场的往往是痕迹专家,之后才是法医介入。
1996年,峨山发生的一起命案令他印象深刻。一名50多岁的农村妇女在野外被奸杀。警方走访周边村民,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茫茫人海,怎么破案?程宝文去到现场,提取了生物物证,另一个同事则对他提取的物证进行了检测,锁定的其中一个嫌疑人被排除了,可是警方认为这个人应该就是嫌疑人,是不是排错了?
程宝文接下了这个活。他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地比对,最后确定这个被排除的嫌疑人就是真凶!“嫌犯被枪毙前,还反复问警方,是怎么把他找出来的?他说事发时根本就没有人看到。”
虽然这个案子真相大白了,真凶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程宝文发现,DNA技术在运用上是不成熟的,如果不是特别谨慎小心,很容易办错案子。虽然,当时他在局里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神医”,但他觉得自己还需要继续深造。
1997年,程宝文来到了华西医科大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深造,之后回到了局里继续他的法医生涯。在一年的时间里,他用专业上的学习又破获了一些大案,这时,红河州和昆明的一些公安局会专门拿着相关的生物物证来请程宝文破案。
但是,他还是不满足:“那时候,DNA技术已经在侦破工作中广泛运用了,但是我发现,自己学的东西派不上用场,如毛发的检测技术等。”程宝文觉得自己还应该继续去学习。
2002年,他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博士,暂时放弃了法医这个让他钟爱的职业,下岗求学。
2005年7月,程宝文毕业了,一些国内知名的鉴定中心和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但他仍以一名法医学博士的身份来到了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技术处,再次成为一名刑警、法医。
此时,程宝文已成为云南省公安系统DNA鉴定技术的学术带头人。
他先后参与了各类刑事案件上百起,在许多重特大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堪称刑侦总队的中流砥柱、利刃尖兵。凭着一双“火眼金晴”,云南近几年破获的多起大案要案中都有程宝文的功劳:2008年昆明“7·21”公交车爆炸案、2011年“10·05”湄公河案、2012年晋宁张永明杀人案及当年的巧家爆炸案等。这些案件中,程宝文的鉴定最后对定案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5厘米毛发揪出嫌犯
2008年9月的一天清晨,永胜县做小生意的杨某某在稻田边被村民发现,她全身赤裸、血肉模糊。这起案件在不大的县城引起了轰动,一时议论纷纷。当地警方经过排查,锁定了4名犯罪嫌疑人:死者的丈夫和邻居。死者和其丈夫关系不好,有被其丈夫杀死的可能。另外,邻居也有较大嫌疑。但是,案情发展到这里却陷入了僵局——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关键物证。
一个多月后,求助电话打到了省公安厅,当地警方希望能寻求DNA的帮助。程宝文提着工具箱赶到现场。在现场的草丛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寻找,希望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然而他失望了:“凶手真的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哪怕是一根头发?死者遇袭后难道会没有任何反抗吗?还是我遗漏了哪个细小的地方?”
他把目光转向死者的遗体,一点点地看,终于,在死者食指指尖内发现了一根1.5厘米长的毛发。他心里隐约觉得这就是突破口,那根头发很可能是死者反抗时从凶手身上抓下来的。程宝文连夜从毛发里提取出DNA分析,经过比对,和4名嫌疑人中的一人相符。至此,真凶浮出水面。
原来死者和邻居几年前发生过争吵,其邻居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当天其邻居踩点,在路上将杨某某杀死。“凶手很有心计,他知道县城外来人口多,所以将人杀死后,故意将死者衣服脱下,伪装成强奸杀人现场,误导办案民警。”
因为
DNA应用于命案,一些犯罪嫌疑人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是如何被锁定的。当然,这是需要鉴定人非常过硬的本事和能力的。“其实我们就算确定是这个人做的案,可是还是要等到最终定案甚至宣判,所以,为了避免办错案,公安机关在办案上都特别谨慎,因为一旦检验结果在判定上错了,那么你就办了错案,风险很大。”程宝文坦言。
现在云南省内甚至其他省的公安局在命案中遇到了困难,都会找程博士“断案”,请他给出他认为的准确结论,甚至一些法官在审判案件中还会针对证据采信问题前来请教程宝文。
普通人认为只能通过血液、组织、毛发找出真相,但对于程宝文而言,却能通过细如微尘的生物物证找出真凶,比如一根木棒、一块菜板上的生物物证,甚至,化为白骨的尸体,他也能让其开口说话。
2010年11月,大理剑川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村子的村民在清理水窖时发现了一堆白骨。而当时这个村子有几个人失踪,他们都认为这堆白骨就是自家失踪的人。这个死去的人究竟是谁?
当地警方为此反复做了三天的鉴定,但是仍然没能确定这个人究竟是谁?谁又是他的亲属?最后,他们找到了程宝文。程宝文取了一根股骨进行了鉴定,在确定了失踪时间后,又与几个认亲的人的DNA进行了比对。这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程宝文最后确定了这堆白骨的主人,而这起命案也因为DNA的成功鉴定最终告破。
如今,因为有了一身过硬的DNA鉴定本领,就算很不起眼的细微物证也同样逃不了程宝文的“火眼金睛”,可以说,案发现场,对程宝文来说,犯罪嫌疑人的DNA无处不在,而他们最终也都落入法网,得到法律的惩处。2011年,富源县一煤矿内,一个老头被杀死,程宝文在现场微量物证上检出了除死者以外的另外三个人的DNA,最终不到三天的时间,嫌犯落网。
与艾滋病死者零距离接触
“法医面临的危险很多,比如尸毒就是很致命的,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因为法医工作的特殊性,对程宝文来说,他们是走在死亡边缘的人,他曾经一起的同事如今已有人罹患癌症,这不能不说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早在1995年,一名艾滋病携带者因死因不明,需要法医进行解剖查明真相。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法医程宝文不能不说心惊胆战。虽然自己是学医的,但是他对自己专业领域外的知识并不了解。在询问了专业医生后,他开始操刀解剖尸体。“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从开刀到缝针,我都非常紧张。”之后的几个月,程宝文仍然提心吊胆,特别怕自己感染,所幸一切平安。
有没有一种力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许多时候,程宝文也深感困惑。
想起湄公河惨案,作为鉴定者的程宝文心痛。他还曾经遇到过一些案子,即使过去多年,仍时时想起。“一起案件死了一个人,受到伤害的绝不仅仅是他或她,还有他们的父母、孩子三代人。这种伤害更会持久地在他们的心里存在着,稍一触碰就会痛。”
1994年,通海县一对夫妻说好假离婚。没想到女方假戏真做,离婚后另外结了婚。听到消息后,男方怒不可遏,硬生生用脚将女方踩死。后来,男方也被判死刑。“那天下午我在屋里现场解剖女方遗体,寻找真相的结果是,女方是被活活踩死的。”程宝文说,当时,这对夫妻的两个孩子和父母都在屋外静静地坐着,没说一句话。“解剖完后,刚走到屋外,看到了两个小孩坐在门槛上,眼睛怔怔地看着远方。这两个孩子在夕阳下的背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快20年了,还是忘不了。”
做一名法医,不仅要忍受表面上的辛苦,承受超乎常人的巨大心理压力,还要耐得住寂寞埋首学问,相比付出,他们得到的很少。一个轰轰烈烈的案件,即便是法医鉴定结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法医仍然只是配角。
权衡得失,免不了心理失衡。但程宝文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他说,生命如此脆弱,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损伤就能致命,何必再去争名争利?
程宝文的这颗平常心放在工作上,就化成了唯科学是尊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法医的一纸鉴定,绝对人命关天,如果定性不准,就会冤枉了好人、放纵了罪犯。对此,他自豪地说,做法医工作这么多年,我没有亏待过任何人。“我只对科学负责”。每次检验完后,他都要仔细地缝好尸体,擦尽血迹,为死者整容穿衣。他的动作尽量温柔,尽量把死者的仪容弄得体面些。每次做完DNA鉴定,他也要一再等待,直到等到的就是他判定的结果。
“他是一个内心有强烈法医情结的人,所以他干这行干得好。”法医室主任吴道来这样评价程宝文。是的,也是因为这一“情结”,程宝文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如今,作为DNA鉴定技术领域内的带头人,程宝文堪称一面旗帜,他带着自己的几位研究生进行实验的同时,还带着众多基层的同事们一起学习先进的DNA鉴定技术。二十多年来,他年均参与的DNA检验案件100余起,检测检材及样本近2000余份。在这个领域,许多公安局的法医都成了程宝文的弟子。
许多法医都有一个习惯,不轻易跟人握手,程宝文也如此。“人都有顾忌,毕竟我们终日和死人打交道。”他曾经就经历过破完案主动跟人握手但别人转身离去的尴尬。“我不习惯伸出手跟人握手,出于对别人的尊重吧。”
离别时,我们伸出手和他握别,觉得这双手温暖而有力。
【对话】我不会畏惧死亡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程宝文:我不会畏惧死亡,但是我敬畏死亡。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会长命,因为我为成千上万的冤魂申冤,还他们清白,为他们报仇,他们会感谢我也会保佑我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能让死人说话”。
人物周刊:一名法医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
程宝文:法医的天职就是读懂尸体留给我们的每一个与死亡有关的片断,就是真实地向法庭转述死者死亡的信息。所以法医需要胆量和勇气。既然在展示死者死亡经历的技术证据中,发现与鉴定结论不相符合的重大疑点,作为一名职业法医,就有责任有义务向有关部门陈述自己的观点,就有责任有义务与同行们共同探讨鉴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法医需要责任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鉴定人,无论是死者亲属还是我这个职业法医,让死人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冤魂得以申昭,让亡灵得以安息,让人间的正义对罪恶进行审判,应该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责任、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
人物周刊:你想过改行吗?
程宝文:没有想过,我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需要公正和专业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法医就在你身边。这个社会越来越需要法医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性别会对干法医带来阻碍吗?
程宝文:不会,很多女法医都很优秀。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有害怕的事物吗?
程宝文:法医没有害怕的东西,但也会感觉到恐惧,我们法医最怕的就是不被别人理解,怕受委屈。怕因工作中的失误伤害到同事或者自己。
人物周刊:你的家人支持你的工作吗?
程宝文:我们的工作都不会对家人说,一是要保密;二是这样也保护了家人,让他们别有心理负担。当然,我的妻子和我一样是警察,她自然很支持我的工作,我现在也会尽力照顾我的家庭,我对他们的亏欠太多了。
首席记者 邓建华
记者 高小进/文 记者
周明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