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杀三人改判死缓 省检建议重审
http://www.shxb.net 2011-8-5 生活新报独家报道

　　这两年，杜丽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她努力回忆着跟丈夫以及两个儿子最后见面的情形，可脑海里出现的总是父子三人凄厉的哭喊：两年前的一天，在曲靖市沾益县老家的司法所，丈夫曾经的同事施福生，用一把锄头将丈夫杀害，随后又继续挥舞锄头，残杀了她的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时，施福生被判死刑；但在二审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刀下留人”，改判死缓。一家四口中唯一幸存的杜丽华想不明白：手段如此残忍的凶手，在杀死自己的3位至亲后，为什么还能一直活着？

作为一家四口唯一的幸存者，杜丽华不能接受凶手被判死缓的结果

在杜丽华的记忆里，2009年5月1日是一个分界线。

这之前的一切，是甜美的。一家四口住在沾益县炎方乡五拐村委会大村子村，丈夫姜泽云细心能干，大儿子姜雷明10岁，小儿子姜晋宇8岁，虽然家庭不富裕，但她从未发过愁，即便是当了13年联防的丈夫被解聘，她也没对生活失去信心。后来一家人还在乡上接手了一家商店，孩子跟着父亲去乡上读书，杜丽华则在村上干活。其间，姜泽云被返聘回司法所，两个儿子一个读三年级，一个读一年级，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如果不是五一放假，如果小儿子头疼得住院了，如果……两年前的一幕一幕就像是放电影，可生活没有“如果”，不能像电影一样可以倒回去。

2009年的5月1日。杜丽华回到村里，一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小儿子前两天说头疼，也不知道好了没。9时30分许，婆婆急冲冲地跑到了烟地，急得话都说不清了，只是说听说“出事儿了”，让杜丽华快回乡里。

难道是来买东西的人和丈夫吵架了？杜丽华也开始着急起来，但丈夫的电话无人接听。就在杜丽华坐上摩托车的时候，一名亲戚打来电话，语速急切地告诉她：你小儿子被人砍伤了，有危险，大儿子和丈夫也正在抢救。

等杜丽华赶到炎方司法所那条街道时，见到处都挤满了人，还有好多警察，拉起了警戒线。但她连丈夫和两个儿子的影子都没看到，只觉得长长的警戒线在眼前晃了几下，耳边回荡着司法所所长的一句：“想不到啊，施福生竟然这么狠……”“求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杜丽华就昏过去了。

第二天凌晨，杜丽华意识清楚，但睁不开眼睛，也张不开嘴，急得只会流泪。“姐，你还能去见他们最后一眼，棺材昨晚就准备好了……”知道姐姐着急，杜丽华的弟弟决定和姐姐实话实说。随着弟弟的啜泣，杜丽华得知了确切的消息——丈夫、大儿子、小儿子，全没了。

见小儿子最后一面时，那么可爱的男孩儿，头部被一条大口子豁开，眼睛是睁着的，像要喊什么，身体则是冰凉冰凉的。杜丽华一遍遍地试图让儿子闭上眼睛，可是，徒劳无功，3个红色棺材并排摆在一起，一个年仅36岁的父亲带着两个活泼天真的儿子。

一天之间，杜丽华成了四口之家唯一幸存的人。质问凶残的凶手，是唯一支撑她存活下去的理由：凶手施福生是丈夫的初中、高中同学，两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了13年。施福生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连可怜的孩子都不放过？

一审:死刑

“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案件审理时，两次开庭杜丽华都去了，从检察机关指控施福生的作案经过里，杜丽华得知了他杀人的动机。

施福生交代，他与姜泽云有过节，怀疑其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另外，联防都被解聘后，姜泽云却被返聘回去，而他自己则无所事事，对此怀恨在心。当天，施福生扛着锄头来到姜泽云的商店附近，和姜泽云吹牛，其间两人拌了几句嘴。他质问姜泽云为什么说他坏话，姜泽云不承认。

这时，施福生想到他给同学打电话找工作被拒绝时，被人指责是“疯子”，“给人看门都不行”，他觉得这些谣言都是姜泽云传出去的。想到这里，一怒之下他用随身携带的锄头朝姜泽云挖去，接连挖了几次……随即，他又看见姜泽云的小孩儿在旁边，就用锄头去打。作案后，施福生离开现场途经司法所，见有四五个孩子蹲在院子里玩，他就冲过去，用锄头朝着其中一个猛挖下去……

庭审过程中，施福生当庭辩解：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他有精神病，一直在吃药，有时候意识不清醒。施福生的辩护人提出，建议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情况给予重新鉴定。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施福生构成故意杀人罪，有自首情节，但施福生所犯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应从轻处罚。经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施福生作案时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被告人施福生当庭辩解他有精神病，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施福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由施福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原告人杜丽华等15万元。

二审:死缓

“不排除刑事责任能力受限可能”

一审判决后，认为经济赔偿数额过低，杜丽华及其公婆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依法判赔各项经济损失1032585元。同时，施福生也上诉称，其患精神病未痊愈，案发当天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杀人的，云南省精神病医院所做的鉴定结论不准确，同时他具有自首情节，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

二审过程中，施福生的辩护人提出：施福生实施犯罪时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并具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对施福生从宽处罚。

经过二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施福生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鉴定结论为“作案时意识清晰，其辨认能力存在，但控制能力明显削弱，对作案后果具有限制责任能力”；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为“作案时有辨别和自控能力，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结合施福生案发前曾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不能排除其作案时刑事责任能力受限的可能。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其可判处死刑但不必立即执行。另外，省高院认为一审对民事判决部分并无不当，但对施福生量刑过重。

据此，省高院作出二审改判：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施福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检察院意见

改判死缓实属不当建议重审

旨在追求更多经济赔偿的上诉，结果却是给凶手保住了一条命——杜丽华实在无法接受。随后，杜丽华等人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施福生作案后并没有主动投案自首，不仅在路上寻找姜泽云的妻子，还一直说“还差一个”，另外，在杀害姜晋宇的时候，好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玩，施福生有选择性地只杀害了姜泽云的儿子，说明其动机和目的及意识都非常清楚。第二、在检察院提供的证据里，多名证人证实，杀人后施福生的亲属过来问他干什么了，他说他杀人了，证明其意识清楚，并不存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今年6月份，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一份《检察建议书》：本案中，虽然施福生有过精神病史，但其作案时目标明确，意识清晰，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同时，施福生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施福生死缓实属不当，建议重新审理本案。

生活新报 记者 苑晓辉/文
　　

相关新闻

多地改判死缓案

掀起再审民意

7月6日，当李昌奎案引发哗然之际，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坚定地回应公众质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念要改改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可不到1个月时间，因为获得云南省高院再审，这起被公众比喻为“赛家鑫”的案件，却以另一种“标杆”的形式出现。7月下旬，在报道了李昌奎案之后，记者陆续接到几位读者的电话。他们反映，自己的亲人被杀，当地高院却判处凶手死缓，听到再审李昌奎案的消息后，纷纷向媒体求助，要求翻案再审。李昌奎案，俨然成为这股“死缓翻案风”的“标杆”。

自李昌奎案引起普遍关注后，网络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却判死缓的帖子，受害者家属表达对云南省高院判罚的不满。7月24日，记者再次接到电话，这一次名字变成了桂林人梁勇，2006年11月23日，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体，在一审判死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梁勇死缓。

这起命案与李昌奎案、赛锐案惊人地相似，对于案发经过，桂林中院与广西高院的叙述基本一致。2007年9月1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梁勇死刑。梁勇上诉到广西高院，2008年1月16日，广西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2010年11月15日，广西高院又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由是梁勇在关押期间提供了一起故意伤害犯罪案的线索，法院因此认为梁勇立功。同时，鉴于该案是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应对梁勇减轻处罚。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种人怎么能饶恕了？”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梁勇理应偿命。但成某也意识到，当前“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产生了碰撞。药、李、赛三案中，对受害者家属来说，“一命抵一命”的公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但如今在愤怒之余，他们常常会向记者抛出一句：“某某某都不死，凭什么？”

律师

纠结民意和媒体的界限在哪

“死缓翻案风”骤起，更让不少律师陷入纠结。作为“药家鑫案”二审律师、“李昌奎案”被害人家属的再审代理律师，面对这股时下的“翻案风”，王勇认为，“通过媒体力量去对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是公众的权利，也是司法机关在依法执行审理时的义务”。“媒体力量对于司法裁判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监督利器，但是媒体和民意的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确实需要思考！”但就眼下的“再审”民意，王勇却认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判断，民意也可能有很多不理性成分在其中，“想要翻案的案子，必须根据案情本身情况，而不仅仅是考虑民意和媒体的意见。”

学者

民意与法律尊严孰重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葛洪义认为，分析“翻案风潮”需要看到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在该体制中，法官的判决权威性不强，上级及其他行政力量都可对其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一来，老百姓不断去寻求法官的上级去影响法官的判决，所以不是媒体本身影响了法官，而是媒体给法官的上级施加压力，从而影响裁判。”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