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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一个陌生人，就这样死了，不值，不值得啊……”２００６年度昆明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场外，“英雄”刘有云的遗孀赵顺美满脸悲戚，大摇其头。

　　她说这话的“历史背景”是：去年７月２０日，丈夫跳进湍急的金沙江救人，结果和被救的人一起丧生，连尸体都没能找到。
　　她说这话是“当前背景”则是：她刚拿到了丈夫“用命换来的”三万元奖金。对于这个奖金，与其同台领奖的其他１６人无不“感恩戴德”，纷纷以诸如“值得”和“骄傲”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

　　显然，赵顺美的“不值”只能躲在角落里，悄悄地对自己和家人诉说。她不敢公开表达，而我在刚刚写完的报道里也不能就此加以展开（因为有领导事先提醒），这是谁的悲哀呢？
　　她的不敢和我的不能，表明看来是死难的英雄的悲哀，实际上，却是见义勇为激励和补偿机制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刘有云因救人而死，由于被救者也没能生还，其家人显然不可能向被救对象的家庭索赔。这笔迟来半年的三万，显然就是他救人义举及付出生命的全部代价了。
　　而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三代人的大家庭失去了顶梁柱。这个家庭究竟又是多么的穷，又有谁知道呢？我来告诉你，穷到了两个孩子都只刚上完小学就被迫辍学，穷到了这样的地步。

　　现在你总该明白中年丧夫的这位农村妇女的感慨了吧，“不值”，谁又可能来强求她说出一个“值”呢？
　　作为一项社会救济制度，我国的见义勇为基金已经建立好几年。但是，对于因见义勇为而负伤、致残乃至死亡的英雄们的补偿等救济力度和范围而言，显然都还非常苍白。这正是造成“英雄流血又流泪”这种社会悲哀仍然存在的根本原因。

　　我国目前的做法是，见义勇为基金主要来源于大企业及社会各界捐助，而国家在这方面的直接的资金支持微乎其微。基金基数小，对具体的每一个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或补偿的金额显然就会相对“缩水”，而覆盖面显然就更加令人堪忧。

　　既然这样，试问谁还敢于厚颜无耻地要求英雄们无怨无悔？又有几个英雄真的能够做到“无悔”？
　　由此角度观之，我认为，英雄之所以“有悔”，板子应该直接打在财政部的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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