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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58号先生竞得东陆饭店的全部资产！”
　　1月17日下午15时38分，随着拍卖师手中的木棰落定，围绕东陆饭店总金额达六千多万元的系列“骨头案”的执行工作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邱继辉局长在现场表示，在去年12月20日第一次拍卖流拍后，这次能以4040万的价格拍卖成功，非常令人欣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价格比上次的流拍价3600万还高出440万。在东陆饭店纠缠不清的种种瑕疵一一暴露出来后，为何还能拍出如此高价呢？
　　对此，58号买家姿态神秘，未做任何解释。而东陆饭店现任总经理在得知拍卖结果后的反应竟是“大吃一惊”，他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提出诘问：“怎么可能卖得了这么多？”

 

 

　　显然，在事隔半个多月后，去年１２月２０日第一次流拍的“阴影”仍然尚未散尽，昨天下午拍卖开始前，许多人都在议论“还能卖得掉吗”、“还有人会要吗”。从拍卖公司的具体做法来看，也明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表现之一是更换了拍卖师，表现之二则是，在“竞买须知”中反复强调：竞买人已经自行对标的物进行查看、了解，拍卖公司也已经提供过相应的咨询和解释，拍卖过程中，不会再就任何问题进行解答。对于标的物的品质，拍卖公司不做任何保证，既然参与竞买，就视为主动接受其现状。
　　记者注意到，第一次拍卖时率先“发难”，当众“发布”东陆饭店及其土地纠纷等诸多瑕疵的那家竞买单位，此次同样交纳３０万保证金进场，并持６号牌坐在竞买席上严阵以待。据了解，第一次拍卖仅有两家企业入场叫价，而这次报名并交纳保证金的企业共有７家之多。

 

 

　　１５时整拍卖正式开始，拍卖师报出了２９４０万的起价。相比于上次３６００万起价始终无人理睬的僵局，这次的７名竞买人表现得都相当积极，争先恐后地举起手中的号牌，价格不断以２０万的幅度节节攀升，很快就追平了上次的起拍价３６００万。之后，６号、１９号、９８号等几个买家仍然是你追我赶，价位随即又突破了４０００万大关。最后，这个数字定格在了４０４０万的最高值上。拍卖师宣布，持５８号号牌的买家成为了东陆饭店新的主人。
　　对于曾被多次指称为“死楼”和“碉堡”的东陆饭店的情况，这位买家是否清楚呢？５８号先生自称姓赵，系昆明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面带微笑，表示他们事先已经做过一些调查了解，现在这个四千多万的价格他们能够接受。
　　赵先生不愿意多说，他称目前尚未考虑好接手东陆饭店后，将怎么去经营。让其姿态显得更加神秘的是，记者用其提供的房地产公司的名称在百度进行搜索，竟检索不到任何相关资料。

 

 

　　“非常欣喜。”亲自在现场监督拍卖的昆明中院执行局邱继辉局长用四个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回忆起东陆饭店共达六千多万的系列纠纷，邱局长颇多感慨。他说东陆饭店土地权方面的麻烦是客观存在的，加之其负债金额又这么大，更重要的则是涉及到饭店１４０多员工的就业问题，所以案子的执行难度非常大。在第一次拍卖流拍后，人民法院又就其土地问题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做了大量协调工作。“而这次拍卖之所以能拍出这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可以说是拍卖程序市场运作的结果，并且，这次拍卖应该还可以为以后同类型案件的执行积累一些宝贵的经验。”
　　尽管拍卖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所得资金与东陆饭店所背负的巨债之间，还存在着两千多万的巨大缺口。那这些债务怎么办呢？邱局长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人民法院只能在拍卖所得资金的额度内来执行债权，至于尚欠部分应该看作是当事各方发生经济行为的风险成本，也就是说这个损失只能他们自己去承担了。”
　　
４、东陆饭店老总：我都无法理解

 

　　昨日下午，在得知拍卖成功的消息后，东陆饭店现任总经理马志生大吃一惊，他对本报记者提出诘问：“我都无法理解，怎么可能卖得了这么多？”
　　马的如此态度主要是因为深知饭店所使用土地存在着“致命的问题”。据其介绍：东陆饭店及其附属设施所占这块地，其性质属于国家划拨，年限是４０年，从划拨的１９８９年算起，已经过了１７年，还有２３年；从与卢家营村民委员会签定的租赁协议看，则还能用９年；但如果再从昆明市已经对饭店周边用地进行规划的情况来看，现在的东陆饭店就只能存在两三年了。两三年后，正如上次拍卖时那位竞买人所称的那样，东陆饭店将成为一栋孤立的“碉堡”和“死楼”。

 

　　“卖掉了当然是大好事，而且，多卖点钱对于解决那些债务纠纷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是我对东陆饭店以后的走向和新主人的命运非常担心。”饭店香港投资方代表、副董事长林正明对于拍卖的态度则是忧心忡忡。
　　“那个买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土地究竟还能使用几年他清楚吗？一个必须直面的客观事实是，饭店的土地权证非常难办，而且，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一笔办理成本，光土地出让金就还得补２００多万。”作为饭店开建之初的建设办公室主任，林说自己对其中的问题再清楚不过。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一切都被自己“不幸言中”，那么以后围绕东陆饭店的纠纷和法律问题只可能更加严重。

 

 

 

　　林正明独自坐在东陆饭店一楼茶室里，桌上的绿茶已经淡了。起身离开之前，服务员礼貌地走过来，“先生，请您买单。”服务员浑然不知，面前满头华发的这位老人，其实是本饭店的副董事长。
　　“我被‘踢’出来已经四年多了，他们都不认识我了。”林淡然一笑。作为这家三星级酒店开建之初的建设办主任，以及历任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执行董事等多项职务的高管人士，林见证和参与了东陆饭店曾经的辉煌，还有如今走不出的困局。
　　经过深入调查，本报记者发现东陆饭店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境地，固然与业内恶性竞争而产生的泡沫繁荣大有关系，但与合资方及高管团队之间的貌合神离更是休戚相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昆明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公司）计划在昆明兴建一个全新的展销中心，经过比较，他们将地址选在了东陆桥附近的西苑北路。１９９２年，该公司投资在这个位置开始建设一栋２１层的展销综合楼。此后不久，由于机电产品市场不看好，该公司又打算把这栋楼改建成一家上档次的星级酒店。

　　时年，昆明的酒店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认为其中商机无限的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有意与中机公司合作。为享受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的一些优惠政策，他们又一起找到了香港西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城公司），三方决定联合组建云南东陆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为共同经营该公司下属实体东陆饭店，三家合作企业共出资５００万美金，其中，中机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持股３８.８％），该公司人员出任董事长，太保和西城公司分别为第二、第三大股东，各出一人担任副董事长。
　　林正明系两名副董事长之一，在三方合同签定后的１９９７年初，这位昆明本地酒店业内资深人士被西城公司从另一家酒店挖了过来，进入东陆饭店董事会，并以该公司代表身份出任饭店建设办公室主任。同时，合作的另两方也各自指派专人，担任建设办副主任。随着投资的陆续到位，工程进度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作为工程的第一责任人，林正明说自己在主持建设的一年多中，几乎不曾休息过一天。“当时我们是按照四星标准来建的，施工人员的调配，施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装饰所需的各种大小物件……千头万绪的事情都得我亲自过问，光采购的东西就达好几千种。虽然家离这里也不太远，但我经常都吃住在饭店里，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一起加班。”
　　最初这个阶段的合作，三方显然都很愉快。但在相互信任的同时，财务上规定的制度还是非常严格。比如，３０００元以上的开支都需报董事长，１０万以上的开支则必须经过董事长和两位副董共同审核和签字，才能调动资金。“严格、规范，这是预防合作出现麻烦的基本要求。”董事会的三位成员一致认为。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６日，三星级酒店东陆饭店正式营业。至今，饭店的多位元老都还依稀记得８年多前开业庆典的盛况，除了三家合作企业的高层人士，省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多位领导也出席了剪彩仪式。“我们做过很多考察，我们的硬件强过许多同星级酒店，甚至不会输给当时不多的任何一家四星，所以我们觉得东陆饭店远景辉煌。我们很有信心。”林正明回忆说。

 

 

　　就在正式开业后的第二年，昆明酒店和旅游行业的“春天”不期而至——1999年4月，中国’99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行。在这次影响深远的博览会期间，几乎所有酒店都赚了个盆满钵满，东陆饭店也不例外，经常出现房间不够住的情况。
　　但是，世博会所带来的辉煌显然只可能是昙花一现。随着会期结束后入住率的暴跌，业内膨胀过快的泡沫开始浮出水面。
　　其实，东陆饭店一开始就是“负债上路”。工程开建不久，合作三方就已经意识到了４０００多万（５００万美金）人民币投资的拮据，无奈之下，第二大股东太保公司和第三大股东西城公司又以借款的形式，分别拿出８００万和１３００万人民币，以敷饭店建设之用。于是，在建中的东陆饭店就已经背负上了２１００万债务。

　　第二笔巨债是装修款。东陆饭店占地一万平方米，主楼高21层，所有装修工程整体承包给深圳建筑装饰总公司，总款约２０００余万。但是，在发包装修工程之初，这笔资金并未完全到位。而至今，仍有大约３００多万款项未曾支付给深圳公司。
　　在林正明看来，类似负债情况任何一家大酒店都可能存在。他给出的一个数据是，东陆饭店的实际总投资达１.３亿人民币，相对于这个投资额而言，以上这些负债完全属于“正常的债务。”

　　如此“正常”普遍为业内人士所认可，但遭到质疑的其他许多债务链也频频出现，缠上了原本刚刚呈现出上升势头的这家三星酒店。
　　在东陆饭店开业之前的１９９８年初，第一大股东中机公司因一笔业务而急需向外商支付１０８万美金，但是，深陷财务危机的这家公司却无力予以支付。于是，便要求自己控股的酒店为其向交通银行昆明分行提供担保贷款。在财务危机有所缓解后，中机公司偿还了约１／４贷款，却再也无力拿出其余大部分。交通银行昆明分行起诉后，法院最终判决东陆饭店承担担保责任，向银行清偿剩余贷款及相应利息共１０６万美金。

　　东陆饭店提供信用担保，为自己的股东或其他企业担保贷款的行为，远不止这一起。“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做法。”饭店现任总经理马志生说，“这些做法当然是以饭店的名义进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情都是饭店被告上法庭之后才知道的。也就是说，事先并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一个明证就是担保合同上仅仅只有时任总经理林正明的签名而已。因此，我认为这些担保合同都是无效的，饭店不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

 

 

　　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马志生指责与担保相关的债务均属其前任林正明的“个人行为”，而林则批评马根本就“不懂酒店管理”。其实，由二人决裂而凸显的饭店的“经营之困”早就已经露出端倪。
　　２００２年初举行的董事会议上，东陆饭店重新组建了领导班子，本系第二大股东中保公司行政工作人员的马志生此时亮相，成为总经理助理，原本担任副总经理的林正明未能进入这个新的高管名单。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中港合资企业董事会中必须有港方代表，他至今仍然挂着副董事长的头衔。

　　对于自己在实际管理中的出局，林正明认为是“遭到排挤”。“谁敢否定我在饭店建设之初的功劳？我为饭店付出了那么多，见证和参与了它的崛起和兴盛，凭什么这样对我？自那以后，我在饭店里的办公室都被撤消了，我几乎是被赶出来的。而且，我有３６万的工资至今都还拖欠着没给我。”
　　“如今这个烂摊子，都是他留下来的。欠他工资确有其事，但那都是他自己主持工作期间的事情，总共有１００多万的员工工资拖欠着，这又该谁来负责呢？”对于自己的这位前任，马志生则更加不客气，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并不愿意多说，只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他主持饭店工作的时候，有一回采购海鲜竟一次性花了两百多万，后来，大量海鲜产品坏了只能直接倒掉。请问，这不是他管理上的问题吗？”

　　饭店的管理混乱，从一次“撬保险柜事件”可以窥见一斑。由于对前途感到渺茫，从２００１年２月起，包括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在内的８名饭店中层干部陆续不辞而别，时任总经理的林正明安排人事行政部高级文员张金芝接手公章及机要文件的管理。
　　在后来向董事会汇报的一份材料中，张说：２００３年８月，饭店办公室主任刘涛玮突然通知她，要其将饭店的行政公章移交给他管理。当年１０月２０日，她在生病住院期间，专门打电话给刘，就为何尚未进行交接做了一番解释。但当自己半月后恢复上班时，发现其办公室、文件柜及由其掌管的机要文档室和里面的保险柜全部被撬，锁全部被更换。

　　张金芝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撬锁时）缺乏保安人员的监督，更不用说请请司法公证或公安人员在场见证，严重违反了机要文档管理的相关规定。一个投资如此巨大的企业，各项工作都应该在规章制度制约下开展，否则怎么能保证它能正常顺利的运作？”
 　
４、成功拍卖，就能救活东陆饭店吗

 

　　东陆饭店遭遇的真正致命的打击，是谁也没法预料的。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５日，经中央相关部委部署，中机公司被宣布政策性破产。之后，其所持的３８.８％股份被人民法院拍卖，天津汽车工业销售云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云南公司）买受成为饭店新的控股方。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后，该公司老总卢万华成为饭店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转股程序本身并不复杂，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却始终悬而难决，在后来几年中，陆续有几家外企相中东陆饭店，最高已经出到了１.３亿人民币的价格，最终却又放弃收购计划。惨淡经营中，东陆饭店的高层和中层管理团队不段更替，到如今的马志生，已然是第六任总经理。
　　“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事实上，恐怕也确实没法解决。我非常难熬。”面对本报记者，马志生连连叹息。

　　据马介绍：他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正式担任总经理以后，经营上的劣势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逐渐的扭转，没有增加任何债务，相反，还陆续归还了一些小额债款。但对于数百上千万那些巨债，他显然无能为力。“眼看形势有所好转，那些大债主就不断上们催债，我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用来应付这些人了。正常的催债当然无可厚非，但有些债主竟然采取非法手段，比如两三个月前，我连续接到恐吓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质问，说饭店现在有钱，这钱是公款，不是我个人的，我为什么还要拖着不归还？还提醒我说已经掌握了我的家庭住址。这样一搞事情的性质就变了，那次我报了警。”
　　来自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东陆饭店就陆续被起诉到多家法院，成为３７起经济纠纷中的被告。经过审理，最终确认其债务包括５２２８万元人民币、８２万美金及１６８００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达6000多万元。

　　要履行这些债务，唯一的途径是卖掉饭店。昨日，昆明中院为此举行第二次专场拍卖会，以４０４０万的价格拍卖成功。但是，这样就能把这家濒临绝境的三星酒店彻底救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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