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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雪花一起奔走呼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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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星：生于男半球之四川盆地。76版，编号0528。2000年5月，由《四川日报》入滇，从业七年有余。
　　年少轻狂时痴恋缪斯，欲一亲芳泽而不得。后来，改邪归正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稍有闲暇，偶尔也会想起心底那个注定无法实现的作家梦。偶为闲文，已发表散文、诗歌两百余章。
　　素来崇尚自由，早年个性张扬。随着马齿渐长，学着成熟起来。渐渐懂得了锋芒内敛，平淡了激扬文字，黯淡了刀光剑影。
　　以记者立世，但求为民请命；以闲文娱己，试问有谁共鸣？
　　新闻代表作：《孙万刚的前世今生》、《“中国证券业头号大案”余卉案始末》、《三亿大案死刑复核，最高法院枪下留人》、《校园强奸案震惊全国，校方为何遮遮掩掩》，等。
　　

　　2006年6月初，30岁的曲靖青年李雪松被确诊患上了血癌，即通常所说的白血病。当月底，在广州打工的妹妹李雪花得知后，赶回老家并把哥哥进进了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云大医院)。与此同时，她开始了为拯救哥哥而八方奔走的艰难历程。
　　9月26日下午，几乎已经绝望的李雪花独自坐在曲靖市政府门外的地上，她想等到市长从外面回来，好直接冲上去向市长求助。突然，一辆轿车从不远处缓缓驶了过来，有好心人告诉她，那就是市长的车。李雪花觉得这是哥哥获救的唯一机会，便不顾一切地走了上去。
　　“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见到了市长，他有些吃惊的样子看着我，我把哥哥的资料都拿了出来，说啊说，说了好几分钟……我感觉市长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他一直在认真听着……”
　　由于市长随后要出差，他立即指示秘书，安排在曲靖市电信系统国庆晚会上组织为李雪松募捐。9月29日晚，身在外地的李培市长委托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捐出了500元现金。在李市长的带动下，全场观众共捐出了近8万元人民币。当晚，身患绝症的李雪松没能到现场，李雪花上台表示感谢时已是泣不成声。
　　中华骨髓库早已为李雪松找到了配型相符的骨髓，然而，１０月６日中秋节，李雪松的病情却突然恶化，抢救无效，在云大医院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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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９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接到一个陌生读者电话：“温星大哥，非常冒昧打扰您，我是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省抗癌协会副会长陈明老师介绍我来的，她说您一定能帮我……”
　　对我来说，这样的求助电话早就已经是家常便饭，即便对方没有任何“关系”找上门来，我也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他们。更何况，现在还有陈明这位抗癌领域有名的热心人引荐。这名读者电话里显得非常焦急，于是，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如果方便的话，晚上我们就可以见面，马上开始采访。
　　当时，我以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规模的爱心报道。和对方见面才几分钟，我就感觉其中的“新闻价值”远非如此。
　　这名读者叫李雪花，２７岁，独自闯荡广州９年之久的曲靖姑娘，在广州，有她平面设计的一份工作，和已经上到大二的学业——她在广州大学读夜校，进修服装设计。可当她不得已向本报求助的时候，已经抛开广州的一切，回来八方奔走三个多月了。
　　次日早上，我在云大医院血液科病房见到了雪花的哥哥李雪松，当时，他患上白血病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但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而雪花和他们的妈妈看上去也比较乐观。
　　但显然，情况根本就不是表明上的这样乐观。
　　这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父亲从曲靖某国有企业退休，每月能拿大约七八百的退休金，为补贴家用，年近花甲的他还不得不背井离乡，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做厨师。母亲则是常年多病，没有任何收入。作为一家长子的李雪松，一直在云南各地流浪，陆续做过几份工作，收入也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虽然贫穷，但家里始终是一派平衡和美好的格局。如今，随着雪松的身患“绝症”，这一切都被打破了：但现在，家里已经负债近１０万。当时，李雪花在广州大学夜校攻读的服装设计班开学了。在经过反复的权衡之后，她决定暂时放弃学业和在广州的工作，不为哥哥募集到换骨髓的基本费用，绝不回去。
    “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肯定还会有，但亲哥哥只有这一个，父亲在外打小工，他那几百元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他不可能丢下工作来照顾哥哥，而母亲早就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了。这个家就只有我顶着了，如果我不管，就眼睁睁看着哥哥去死吗？”

 

　　于是，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雪花为了拯救哥哥而在昆明曲靖两城之间奔走呼告。但她备受奚落、尝尽冷眼，甚至还被人怀疑是"诈骗犯"。好几次，她独自走在街头、独自在夜色中放声痛哭。可是，再多的苦难都没有把她击倒。而当她把自己拯救哥哥的努力以日记形式在网上公布后，引起了上万网民的强烈关注。
　　作为一名有着七年从业经历的老记者，类似绝症家庭的悲欢离合我早已有点见惯不惊，可这次我真的是被雪花拯救哥哥的真情所深深地打动了，在世风日下和亲人反目成仇的新闻越来越多的时代背景中，这份兄妹情谊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病房里采访，并尽可能地安慰兄妹俩和他们处于崩溃边缘的老母亲。这过程中，我还专门跑下楼去找提款机，取出几百元钱来给雪花。但是，他们一家坚决推让，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心意。
　　采访结束，我以《女大学生泣血救兄，感动上万网民》为题，熬夜写成了５０００多字的爱心关注报道。我没有料到的是，这篇稿件的命运却象雪松一样坎坷迷离。
　　客观而言，如果没有妹妹“泣血救兄”这个亮点，李雪松就只是一名再平常不过的癌症患者，任何一家大医院里都会有许多这样不幸的人，因此，并不具有独特的新闻价值。其次，各大媒体都曾做过不少这样的报道，即便真能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形成所谓“爱心如潮”的局面，但十有八九的结局还是患者会不治身亡。这也就等于说，媒体呼吁了一通，最终还是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反而有那么点“下不了台”的意味。
　　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加之那段时间报社的策划性报道很多，版面紧张，我“泣血救兄”的爱心文章被反反复复地安排上版，却又被反反复复地撤了下来。我这人性子直，为着业务上的分歧经常会和领导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次也不例外，我认为这个稿子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发了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为患者呼吁的作用，因此始终在坚持要求刊发，为此，甚至还对当时分管采编的副总编李志彬拍过桌子。
　　值得欣慰的是，《生活新报》是一家氛围宽松并鼓励记者个性的媒体，所以，这次“犯上”仅仅只是就事论事，领导也没有跟我计较。

 

 

　　那段时间，李雪花天天都会打来电话，反复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发稿，因为她上门求救的许多单位和部门都表示，如果媒体报道了，有了一定“声势”，他们就愿意进行捐助。渐渐，我竟觉得至今都还没有多少捐助的原因我难辞其疚，因为他们一家是如此的需要帮助，而我作为一名自命不凡的“无冕之王”，居然束手无措。
　　在报道暂时还没出来期间，我就这样怀着一种强烈的愧疚情绪，一边联系云南省骨髓库的朋友，请他们帮李雪松寻找可用的骨髓配型，一边在我担任斑主的论坛上，强力推荐雪花的“救兄日记”，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另外，我还尽量抽出时间，尽可能地陪着雪花到昆明的民政、社保等相关部门去求助，并经常帮她打电话给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对方能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对这个“绝症家庭”给予相应的帮助。
　　显然，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已经远远超出新闻记者对一个绝症患者及其家庭的关注。也曾有朋友就此提醒，说记者应该独立于新闻之外，不能介入太深，才能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道理我当然明白，”我告诉这位朋友：“但是，当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向你发出求援的呼号，当对方把当作救命稻草一般的想要紧紧抓住，你可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吗？”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用玩笑的语气问：“你为什么把这事追得这么紧？你和这家人有什么关系？李雪花是不是一个大美女？”记得当时我是再也没有半点风度可言了，拍着桌子就给他吼了过去：“他们是抗癌协会出于对我的信任而介绍来的，原本和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那么可怜，我只是想帮他们呼吁一下，只是想尽可能地帮他们渡过难关！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我究竟哪里错了？！”
   １０月７日，经过一再改进和补充的“妹妹泣血救兄”的稿件终于见报了，发了两个整版，配发的图片也非常感人。当即，这个长篇的爱心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被数十家网站和报纸全文转载，而且，当天内就有多家大医院表示愿意减免相关费用，尽力挽救李雪松。我感觉这样总算是对殛需救助的李雪松兄妹有了一个“交代”，但和两天前一样，我一直没法打通雪花的手机，无法直接把这个好信息告诉她。
　　然而，直到８日黄昏我才得到这个令我悲痛和震惊的事实：就在１０月６日中秋节中午的那场雨中，看似状态良好的雪松已经停止了呼吸。是雪花主动打来的电话，“温星大哥，我哥走了，6号，那天是中秋节，我哥走了……”李雪花反复叨念了几遍，语气出奇平静。
　　刹那，我惊呆了。我无法形容自己的难过。我仿佛能看到李雪花此刻在电话那头的脸，静静流着泪，蜡黄、憔悴。这张清秀的小脸，曾经多少次在我面前布满了泪水，我已经不知道应该如果去安慰她。她平静得可怕：“昨天我独自走在街头，看到你的报道了。谢谢你温星大哥，可是这一切还有什么用呢？请原谅我没有及时通知你这个消息，我甚至连接你电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当晚，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10月6日中秋佳节，昆明阴霾，大雨绵绵。李雪松走了，这个患上白血病四个多月的曲靖小伙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是夜，我正在报社熬夜处理关于他的爱心报道，并满怀期待地想着，报道出来后或许能为他找到一些社会捐助……”
    刚写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眼泪如泉般涌了出来。
　　
Ｄ、远在广州，心系孤苦老母

　　时隔两月，当李雪花从曲靖老家来向我辞行时，异常坚强的她仍然是情难自禁，潸然泪下。
　　哥哥的丧事办完后，曲靖几家单位在当地市政府相关领导“见证”下承诺的８万元捐助，只兑现了一半左右，李雪松已经逝世，捐助方还是答应支付。“他们一直说给，但另外四万一直看不到影儿，家里的债务都还没有还完，我耗了两个月，就为这事。你想，以后我在外面，让家里的妈妈怎么去面对那些债主？何况，爸爸在外打工，妈妈早就难过过憔悴不堪了……”
　　但现在她不得不走了：自己在广州大学就读的夜校已经开学两个多月，而那边打工的单位更是对她不满，已经在一再延长假期后将其除名。
　　前两天，雪花从广州来电话说，学习恢复得差不多了，工作又重新找了，只是心情还是很差，想起哥哥，想起一把年纪还在外打工的爸爸，想起独自在家而且身体已经垮掉的妈妈，她却还是会经常性地哭。
　　“如果不是考虑到父母都还在，我也真是想放弃了。太累了，每一天心都很痛。如果我的努力再多一些，我想哥哥是不会离去的。我走不出来了，恐怕得去看理医生，否则，我真怕自己会做会偏激的事情来，比如，把自己给结束掉……哥在世时，总会跟我说最放心不下妈妈。他身上还有余热时，我好几次拉着他的手，跟他一起许诺说，我们会一起照顾好妈妈和爸爸。现在，我却不得不流落在广州，把可怜的妈妈一个人丢在家里……”
　　“老家那些单位和领导都是好心，但他们也有难处……我昨天还打电话回去，他们说那四万一定会兑现的，可就是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并不是想要这些钱，但这些钱是哥用命换来的……”说着说着，电话里，雪花又不禁哽咽起来。

 

病房中，兄妹之间笃厚的情义在不觉间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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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松（已病逝）：
　　“这段时间住在医院里，我发现还有好多人比我更不幸，比我更需要帮助。我要尽快好起来，好好赚钱，然后再去帮助别的有困难的人，回报那些好心的善良的人。”
李雪花：
　　“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肯定还会有，但亲哥哥只有这一个，父亲在外打小工，他那几百元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他不可能丢下工作来照顾哥哥，而母亲早就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了。这个家就只有我顶着了，如果我不管，就眼睁睁看着哥哥去死吗？”
　　“可是哥哥啊，我们不能认命，我们要跟老天爷抗挣！我不会垮，我还要照顾你，照顾妈妈！哥哥，你更不能倒下！”
　　“医生说哥哥情况比较稳定！感谢上天，对我家真好，至少哥哥的病还有希望，至少他很乐观，想活下去，当一个人有很强的求生愿望时，病魔是不是也会退而止步呢？在人生既定的轨道中行走，许多风景和意外都是我们不能预测到的，但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我们坚强面对，所有的劫难都能冲破它！把它远远的抛在身后！”

 

李雪松之死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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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人群和苦难家庭的采访做过很多，难免有些麻木，因此，当工作中又接触到此类题材时，我在相应的同情和怜悯之外，肯定能保持作为一名老记者所必须具备的足够的理智和冷静。
　　但在做“妹妹泣血救兄”这组报道的过程中，我却难以自控的跳了进去。为了拯救身患白血病的哥哥，李雪花付出的实在太多，那种兄妹之间绝对无私的真情，感动了太多的网友，太多的读者，也感动了老家的市长，然而，最终却没能感动死神。
　　我也是被深深感动的人之一，坚强的李雪花一直以“温星大哥”称我。但是，作为始终关注并跟踪采访此事的记者，我对此却无法不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是的，我为这个不幸的“绝症家庭”做过不少努力，用上了自己的私人关系，更动用了媒体的一些公权，但这一切有用吗？其实，我并不曾在实质上帮到他们一丁点的忙，事实上，我所表现出来的，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关心和“爱心”，所有与病魔抗挣的苦与痛，其实，都是他们一家尤其是雪花独自在背负。
　　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爱心”，这实在是一根谁也没法保证的“救命稻草”而已。在李雪花奔走的过程中，有不少企业流露出了这样一种态度：要等媒体大肆报道了，他们才愿意站出来捐助。试问：基于如此心态而拿出来的捐款，会是出于真正的无私的爱心吗？这种爱心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属于道德范畴，那么，又怎能指望别人必须奉献出来呢？
　　显然，如果公益和慈善事业都要建立在以上明显带有功利嫌疑的心态之上，整个社会将是无法想象的。
　　由此，我们已然不难归结出“李雪松之死”作为一个社会标本的意义：李雪松仅仅只是当代中国数以亿计的青壮年民工中的一员，他们没有包括医疗在内的任何基本保障。唯有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逐渐赋予他们一定的保障，那么，李雪松的悲剧才可能趋于减少乃至不再上演，和李雪松同病相怜的这个群体也才可能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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