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 10月8日，《生活新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与四川《天府早报》同步刊发了由该报记者采写的报道《逃离金三角》，男主角刘宗元在文中"血泪控诉"称，1997年，他被四川德阳的一家黑中介所，以介绍工作的名义，骗到中缅交界的"金三角"，和其他上百的国内同胞一起，被逼迫种植了6年的罂粟。6年后，他终于逃出金三角，徒步数千里逃回了四川。

　　刘宗元的叙述不但离奇，而且悬疑重重。当晚，我受命独自奔赴中缅边境，进行求证。而与此同时，四川那边的同行也赶到德阳进行调查。经过川滇两地记者的艰苦努力，刘终于在我们面前痛苦流涕地忏悔：这个所谓长达６年的"酸辛遭遇"是他编造的，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成都赌博输得精光，想博取同情，以期得到一些捐助或找一份好的工作。

　　千里求证过程中，我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多质疑的声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宁愿相信刘宗元所说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时间久远和他自身知识的缺乏，而使他的故事中出现了这些"疑点"。

　　所以当央视"讲述"栏目开始在成都对此事进行聚焦时，我就在版纳向央视及《天府早报》的同行建议：由于刘自述被拐出境的线路可能有多条，为何不让其带路，我们一起去实地考察一番，直至找到他说的和另外一百多中国难民被强迫种罂粟的地方？只要此事得以披露，自然会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去营救他们。              

　　如今看来，我们斟酌以后决定暂停求证和追踪工作是极其明智的。面对公众被欺骗的最终真相，我真的只能用"悲愤"来形容。两位四川同行为此三度北上德阳、南下威远，历时12天、行程上千公里，而我则更是千里走单骑，在版纳及中缅边境奔波了5天，每日承受近40摄氏度的毒辣日头，淋了两场猝不及防的骤雨，返昆后三天三夜头痛欲裂，从不生病的我终于乖乖地打的把自己扔进医院的输液室，被确诊为中暑，高烧到3８度多——而这些全都不重要，那么，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已经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必须正视和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媒体，我们应该如何去规避来自于我们所关注的、一向被视为困难群体的部分读者的欺诈甚至是伤害？
 
　　这样的结局让我想起了铂尔之死。作为全球著名大报《华尔街日报》资深的社会记者，他长期想把宗教极端分子精神领袖吉拉尼的丑行暴光，于是便尝试着和一个神秘的中间人接触。为此，一向谨慎的铂尔还专门咨询了两位安全专家，但专家门的反对意见没能阻止他冒险的行为。于是，他便被骗上了一辆等待已久的汽车。结果怎样呢？极端分子用锋利的匕首把铂尔那颗智慧的头颅割了下来，而且，还把这个极其血腥的场面拍成录象，向全世界公布！   

　　举世震惊。毫无疑问，铂尔知道危险的存在，也清楚那个神秘的中间人其实就是一个极端分子。但为着自己的新闻理想和不懈追求着的正义，他还是义无返顾地去了。身为同行，我完全能理解他这冒险的意义：如果是充满职业责任感的记者，谁会因为尚存一些不太确定的因素，就放弃一条重大的新闻线索呢？　

　　出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所的良知和正义，媒体常常陷入被动和尴尬：常常会有那么一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找上门来，哭诉自己的境遇，寻求帮助--可作为没有任何实权的我们，除了举起"监督"这唯一的武器之外，又能如何呢？"无冕之王"毕竟无"冕"。也常常会有那么一些一旦被监督了就非得讨要"名誉权"，索要"经济损失"的人打上门来，而我们往往都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与之纠缠……
 
　　或许，有时是媒体把受众给"惯坏"了。我曾和《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聊到这个话题。他说，有时我们一监督，问题确实就解决了，但这让某些人养成了遇到问题不走正常渠道而直接找媒体的习惯。而且，往往问题解决得满意就拍手称快，不满意就一副绝不善罢甘休的样子，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利于法制和社会进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