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话题，就想起一个典故。

一天，诸葛亮陪刘备出游，一向严令禁酒的刘备见路边百姓家门口放有酒桶，便命人将其绑到近前，大加训斥，因为“彼有酒具”。诸葛亮见状，便命人将随意一男子绑上，刘备大惊，问故。诸葛亮平静答曰“彼有淫具”。刘备遂恍悟自己之荒谬，羞愧难当。

卧龙先生的理论是非常对的：不能因为有“酒具”而断定一个人犯了酒戒，更不能因为有“淫具”，就以为别人都是强奸犯。那么，逆向思维一下，对女性而言，有处女膜就能证明是“处女”吗？而是处女就能进一步证明女性的“纯洁”吗？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逻辑链条——所谓“淫具”者，实为生殖器，无非是人体器官之一种，有着多种功能，并非只是 “淫乱之工具”；而“处女膜”实为臭皮囊一块，可以说百无一用，拥有它的女子自然也绝非“处女之楷模”。相信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应该有什么异议，正如我在提到“处女”和“纯洁”这两个词语时都特意加上了引号，却没有人表示异议。

当然，引号的含义有多种。但不客气的说，所有敢于标榜的东西，在公众眼中其实都已经贬值甚至是变质了。当网上关于“处女公证”的话题泛滥时，我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论调：现在的处女膜比注水猪肉还假，处女啊简直就是可耻的。当然，这个说法有点过激了，需要强调的是，它所指的应该是“伪处女”，伪处女是可耻的，而真正的处女，令人敬畏。

无庸置疑，这是一个“伪处女时代”，处女膜修复以及各种美容手段的大行其道，是其表征之一。为什么明明都已经渐渐接受了这个特殊行业的存在，但每当听到某某丰满的胸脯是隆起来的，或者双眼皮是割出来的时，就会冒出那种性感和秋波都立马打折了的感觉？而如果听说某某某竟然做过处女膜修复术，那她在现实中恐怕就没法昂起头，再坦然地生活了。

有这样一位律师朋友，4年前，他曾经因无偿帮助一个被强歼的女孩子打官司，而名声远扬。接受我采访时，他鼓励所有遭到侵犯的女性都勇敢站出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当自己刚上高中的小女儿也遭遇到同样不幸的时候，他却犹豫了、退却了，全家人都不谋而合地把悲愤的泪水往肚子里吞。他终于忍不住一任泪水狂流，喝得烂醉如泥——4年的朋友了，他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失态。

我能说什么呢？以我身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和作为一个常人的义愤，去劝他“勇敢一点”，从而把这个不幸的叫我叔叔的小女孩推到众目睽睽之下，去面对那些世俗的眼光吗？

不得不承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采取了“打掉牙齿和血吞”的隐忍态度。究其根源，仍是“处女”、“纯洁”和“贞操”这些概念在心里作祟的结果。正因为这种瞻前顾后、投鼠忌器的退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确实就逍遥法外了，这是与法制之本义相悖的——我无意于指责这位律师朋友的做法，实际上，正是这种法律所不认可的做法，才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强奸这一特殊犯罪受害群体的利益。真实的个案中，讨回了“说法”，强奸者被处以刑法的虽然不少，但即便是把他关上50年或者直接砍掉脑袋，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又有何益呢？更何况，对这一罪名的指控中往往存在举证难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受害者被拉出来“示众”一番的唯一“收获”，只能是更加的屈辱和伤痛。

所以说，“伪处女时代”所伪装的或者说在伪装着的，绝不仅仅是“处女”。从这次关于“处女公证”的新闻来看，女主人公之所以突发奇想去进行“公证”，完全是迫于周围的风言风语，而想要去证明自己的“纯洁”——这真是个愚蠢而又值得同情的念头。这就又回到了我前面的一个观点：“纯洁”是需要证明的吗？“纯洁”是能够标榜的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其实，和这位不幸的女主人公一样，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畸形的舆论氛围之中。这种氛围所反映出的，则是它赖以生存的畸形的人文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大的环境和这种畸形的节烈观，我们每一个弱小的个体似乎都无能为力。

君不见在茶余饭后的谈资里，仍然有那么一些以又泡了一个处女为荣而到处炫耀的男人吗？这种男人在主动把自己的丑态当作“荣誉”  大加发扬的同时，往往也少不了对当前处女的日渐珍稀发一番感慨。而在场的所有听众和看客的反应，通常都是“深有同感”，即便他们中有那么几位抱有反感情绪的女性。

    我悲哀的是：这其中为什么没有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对那个无耻的臭男人横眉冷对，甚至大打出手？

    我期待着一声清脆的耳光。因为那将是对这个“伪处女时代”抗议和宣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