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一个朋友的山庄喝茶吃水果。山庄的柿子熟了，红彤彤沉甸甸挂在光秃秃的枝上，想吃，自己拿个竹竿绑着的网兜去捞，这种不是摘下来养红的柿子非常香甜。山庄的桔子也熟了，挑已经橙红的摘来吃，肯定无比鲜甜。

茶是武夷大红袍，据说。某人知道来人都是土匪，当然不会搬出他有年份的紫砂茶具，而是拿大玻璃壶装一大把茶叶，先拿沸水过一遍泼了，然后再泡，谁想喝自己拿大茶杯倒，倒来牛饮。说实话我对陈年老茶壶爱看不爱用，最怕那些有包浆的茶壶，何为包浆？陈年老垢也。天还热着，枫叶与银杏叶都还不见动静，鱼塘边倒有芙蓉花开得热闹，墙外是夹竹桃花开得热闹，花朵都是粉红雪白。如此干燥透明的阳光下，芙蓉花一点不女儿。

朋友中有一个曾经写了一本自传，一半靠自己送人销售掉，从此后很是自诩儒商，但最近几年他再也不提起，谁再恭维他是儒商，他保证牙疼似地哼哼。今儿聚会前不知谁招惹他又称他是儒商了，还被同来的奸商听到并公布了，他一直没好气，一会儿说柿子性寒味甘，害得他提起儒商两个字就胃寒作呕，一会儿说桔子太酸，害他想起儒商两个字大牙倒掉。我们说，现在称人儒商就跟称人文化人一样侮辱人啊。然后大家一致推选谁是真正的儒商，惭愧，阿耐同志没被选上，被选上的是庄主。于是那个原本唧唧哼哼的儒商那个高兴啊，庄主则是愤怒地断绝了我们中饭吃他柴鸡的念头。所以，阿耐同志是打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在写字这个事实，那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然后我们研究了这年头文化人为何不找人待见的问题。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有说文化人太没骨气，一笔小钱就能让他们放弃原则写吹捧文章的；有说文化人吧，坏事做了也就做了，还引经据典为自己找理由，没种得很；有说文化人一骗就是一大片，人还没一点内疚。等等。我说他们是光着腚儿笑别人，奸商们混到今天这地步，别想纯洁到哪儿去，个个不会比文化人好一点点。奸商们说，那不一样，大不一样。

我回头想想，也确实不一样，没法类比。原因还是得怪社会，社会对某一群体总有特殊的道德要求，比如对老师，有为人师表的要求，对文人，则有文以载道的要求，对奸商，则是没啥要求，只要不杀人放火就算是还行了。

对文以载道这个要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好像一直没太以为然，当然是出自懒散的自觉，而不是太高的觉悟。第一次接触文以载道的大棒，是高中时候，全班在语文老师组织下辩论言情武侠小说的存在必要性，全班的观点N：1,我是那个一，其他N个人都坚持文以载道，言情武侠小说没有思想的很，没有存在的必要。老师当然一锤定音说N人的观点正确，然后对我的存在就是必然的言论做了批评，所以我至今依然耿耿于怀着，常常想起当年那场影响我思维的辩论。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抢着看武打言情，可为什么辩论起来又是振振有辞地指责武打言情的不可存在性。我当然是辩论越辩越坚持自己观点，我想，如今我那些高中同学，估计嘴上是没几个会再坚持文以载道了。

但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以及如今仍旧守着类似语文教育的同志们，心中那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虽然现在会笑言一句这思想有点荒唐，尤其是看了最近的梨花诗母和诗人裸奔之后，对文化人这个称谓普遍不感冒，可一想到文化，他们还是不知不觉地将思想往文以载道的框架要求上靠了，一看到现在文化人的作为太不载道，就变本加厉地厌恶，而忘了他们也不过是正常普通人，我们的很多作为未必比他们高尚。这就像我们看见老师们责打孩子时候，对那种老师心里很有千刀万剐之心一样，我们以一种高标准严要求来看待文化人了。

期望值越高，失望越大，鞭策越严厉，这是必然。

想通了这点，我是更加不愿意告诉人我写小说了，万一被人当作儒商来高标准严要求了，这下辈子做人还怎么快活，简直是别活了。

以后谁也别叫我儒商，我会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