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的来源有两方面的取向，一方面是心理学，一方面是社会学。

心理学方面的学者主要是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框架，他们认为框架是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黄惠萍，2003）。另有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认为，框架是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安排信息，以至于一个议题的某些东西在个人的认知资源中占有更大的部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这一部分东西在影响个人的判断和推断上变得很重要（Pan & Kosicki，1993）。

实际上，这两种研究中的“框架”一词的含义已经有了一些差别，前者指的是已经形成的框架（frame），后者指的框架形成的过程（framing）。虽然frame和framing两个英文单词对应的中文都是“框架”，但显然是两层意思，而这两层意思在框架理论的相关叙述中也时常交替出现。

社会学方面主要是由戈夫曼引入框架概念，他在1974年出版了《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文章》（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将框架理论从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者贝特森（Bateson，G.）那里引入社会学研究。戈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戈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下进行的。

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他同时认为框架一方面来源于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张洪忠，2001）。

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按照加姆森的归纳，就形成了对于框架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类是指“界限”（boundary），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人们藉以观察客观现实，凡纳入框架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另一类则是指人们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论外在世界的活动（转引自：张克旭等，1999）。黄旦进一步认为，“界限”和“架构”无法截然分开，它们一个主内，针对人的认识结构而言，一个主外，以信息交换和互动为意向。前者为后者设置了大致的边界范围，后者又会引领前者如何取舍景象。李普曼则有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说法：一方面，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观察习惯；另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而后定义，而是先定义而后理解。置身在嘈杂混乱的现实世界中，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乐于按照自己的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黄旦，2005，235-236）。单从传播学研究的视域来看，框架理论的来源，似乎也可以归结到李普曼的“头脑中的图景”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