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敬意：追思李少白先生

          李道新

        得到先生逝去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研究生课堂上组织同学们探讨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接下来的中国电影史通选课，我向教室里全校400多位非电影专业的同学们表达了导师离世的悲痛。我清楚地感觉到，偌大的教室鸦雀无声，一种哀悼的氛围弥漫在我的周围。我几乎不再能够继续。

        但我终于释然。我知道我的导师是不会真正离开的。迄今为止，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在倾心研究中国电影，并在各种场合学习和讨论《中国电影发展史》。李少白这个名字，及其一代人所开创的中国电影史学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已经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枝繁叶茂并愈益深广的历史记忆里。

        这也可使活在天堂的先生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对于一个导师来说，最大的成就或许就在学派的滋生与事业的传承。在这方面，先生可谓功德圆满。

        作为影史“李家军”的一员，我是误打误撞考入师门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的先生为什么没有拒绝我的冒然拜访并打消我的考博诉求。事实上，当我在1993年的寒冬从西安走进京城恭王府的那间办公室之前，我既没有读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没有看过《小城之春》。我还记得先生没有试探我最害怕的专业问题，只是在临走之际送了我一本他的《电影历史及理论》。

        随后的日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里贵族般诗意没落的伤感季节，也是先生带领我们在民国书刊的字里行间找寻影史踪迹的美好时光。当然，我们也会每周去到红庙北里，在龙井茶的甘爽与红烧肉的香醇中探索先生治学的九阴真经。其实，我们都很敬畏先生，一些有关先生如何因弟子不够努力而震怒至极的谣言令我们闻风丧胆；就在毕业论文即将交稿的关口，看着被先生批得体无完肤的结构和改得密密麻麻的文字，我都感到自己形销骨立、气若游丝了。

        但先生还是不会轻易地表示满意。博士毕业两年后，我还是会听到先生当面对我说出他的遗憾。我想先生是对的。从文学到电影，从理论到历史，这种学科及其范式的转换，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电影史研究的独特性及其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在电影的情境与历史的现场中反复体验、不断升华，才有可能逐渐接近并获得真知；这一过程，至少是比文学史还要艰难的一种思维磨炼和学术经历。我相信先生是希望我们懂得这一点。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有着无法言明的情感的软肋柔弱得不可触碰；但面向我们每一个弟子所展开的，却总是一位导师温润平和的化雨春风。先生照例也要批评学界、臧否人物，但从来不会出现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和意气用事的偏激。事实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先生抱怨任何事，非议任何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听到先生念叨最多的，往往是邢祖文、沈嵩生和贾霁等那些已快被人遗忘的名字，先生总想对这些老朋友一一作文纪念。现在看来，先生也是希望我们懂得这一种行事的原则和为人的道理。

        回到导师离世的那一天。我恰好在北大的课堂上讲授了接近6个小时的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教学，既是先生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如果能够，我愿意把我的所有努力都当作最高的敬意，奉献给先生，以及先生一代历经坎坷、强韧执着的电影史学家们。